一般不都是找市场部或者采购部的同事么？

而且顾骜和杨信的日语都很流利，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外形差距也不大，以至于他根本认不出这是个外国人。

最多只是觉得这两个访客好帅好高大。

“自我介绍一下——鄙人顾骜，中国人，这是我的名片，在香江经营知识产权代理的。”

西角友宏茫然地正反翻看了名片：“不知顾桑找我有什么事？”

顾骜也不表现出急切的姿态，不紧不慢地问：“我在秋叶原的高沙康成老板那里打听到，贵公司上半年由你负责过尝试推出一款互相对射的电子游戏？”

这是基础的谈判技巧，不能让人觉得你对这玩意儿很感兴趣，免得拉高对方的心理价位。

“确实是的，但是后来被市场部的客户调研驳回了……”

“能再具体谈谈么？说不定分析清楚之后，我们会有兴趣的呢。”

“好吧”西角友宏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毕竟这是一个已经被枪毙的项目。

……

此后半小时，顾骜听到了一个经典的、足以被后世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写进《创新者的窘境》里的经典案例。

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克里斯坦森，研究过美国硬盘产业的无数次企业迭代——每一代硬盘公司，在20年后，20家里会破产关停19家，只剩下1家活到下一个20年。

然后以此类推，每一代都是95的死亡率。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克里斯坦森分析的罪魁祸首，就是“市场调研的惯性”。

当生产14英寸硬盘的企业，向他的客户调研“我们现在能研发出8英寸硬盘了，你们有需要吗”的时候，它的客户一定是回答“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