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人情大于法。

由于身心发育特点，尤其是在熟人作案且性知识教育普遍缺乏的情况下，受害儿童不能识别到自己遭遇了侵害。即使儿童能够识别并克服羞耻心，大多也只能求助于父母或其他亲人。

出于维护家庭稳定和谐，或是考虑到与熟人的人情关系，许多受害儿童的家属常常会选择私下解决。据以往的报道，在很多父亲或是其他亲属猥亵女童的案例中，当母亲听到女儿提及自己受到猥亵时，第一反应是惊讶，难以置信。

很多监护人甚至会认为，女儿就是被摸了一下，没受到什么伤害，家丑不可外扬。和其他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也没必要走法律程序，赔偿点钱就好了。

此外，如果一旦付诸诉讼将事情公之于众，受害儿童及其家属也会遭遇他人的偏见，甚至沦为众人的谈资，受到二次伤害。

二是取证难。

猥亵儿童罪，是指以刺激或满足□□为目的，用□□以外的方法对儿童实施的□□行为。所以，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猥亵，其目的是否为满足□□是先决条件。

比如“南昌高铁女童疑被猥亵”一事，警方调查后，依据证据作出不立案查处。诉讼证据有六大类：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视听资料、鉴定意见等。该事件只有视频，证据不足。

对于其他猥亵儿童的案件，如果没有造成受害人身体伤害，也没有及时录下音频视频等证据，单凭受害儿童陈述，不能提起诉讼。猥亵儿童案件即使付诸诉讼，取证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