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各种经纬之下,这个党又发生了再次分裂,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一战后德国的右翼政府,参与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破坏和镇压,这让包括佐尔格在内的剩余左派党员不得不加入德国共产党。)
而在受挫之后,这些原本初心进步的人,就会面临直指自己本心的考验。
有的会因理想破裂而转向,认为左翼进步都是骗局,然后本能的一屁股坐回保守主义的椅子上,开始对整个左翼,或者他认为已经错位的左翼思潮进行批判,比如乔治?奥威尔。
有的会因现实敲打而世俗,进一步深入乃至改造这些修正的左翼政党,将之极端化或者利益化,以期实现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比如小胡子,比如欧文·克里斯托尔(米国新保守主义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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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极左与极右,速胜与速败,这种思想的左右摇摆几乎是人类的本性,哪怕是很多大佬包括马恩列,在其实践过程之中也出现过大量“错误”。
其中有些“错误”以后世之人的眼光去看甚至十分愚蠢。
所以对于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或者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份信念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品质,其实正如都有些八股化的官方讣告形容词“久经考验”所描述。
那便是能够始终坚信未来是光明的,能在锚定自身最终目标的情况下,始终愿意去不断依据所遇到的挫折调整自身的实践方式。
这是历史是螺旋上升的这一客观规律,在个人思想上的映射。
只是同样显然,也如“久经考验”修饰的主语往往是“战士”这个在进步话语中意味着的“牺牲者、先锋队”的词语一样。
真的能够在滚滚历史潮流中坚持下来的人,都是战胜了人性弱点的战士。
(对应佐尔格就是,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巨大挫折之后,他并没有像当时的大部分德国左翼一样被裹挟上德国纳粹化的轨道,而是在德国共产党重新找到了新的实践方向,并最终成为一名真正坚定的战士。)
而战士,特别是真正经历过一些挫折的战士,在某些时候总会显得宽容,他们既不会对自己最终未能实现理想而颓废,也不会太在意那些战斗道路上所遇到苍蝇们的嗡嗡。
(对应佐尔格就是,虽然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其思想转变的过程中留下了重重一笔,但对于那些放弃理想乃至背刺自己的人,佐尔格的评价也仅仅是不谈那些人。)
3、卡慕·尼古拉诺维奇·罗曼诺夫事件(本卷第60章-66章)后的部分调查经验
在这次事件之中,薯条旅第一次明确德国魔怔人之中存在外来势力,且这些外来势力不一定会与德国魔怔人达成良好合作(当时一个来自刺客信条时空的圣殿骑士夺舍了一名德国圣殿骑士指挥官)。
当然后续碍于战局紧张,和实在缺乏更多可以入手分析的情报(大部分信息都被没办法的薯条君当炸弹糊给古德里安了)。
薯条旅对于玄学相似的第一次试探性研究其实没什么理论结果,只有简单的现象归纳,即只有有相关性的东西才容易引来外来势力(比如导致卡慕被牵连的是其稀薄的沙皇血脉)。
这也是“爆破弹”会简单的认为已经出现过一次的荒坂集团会是小日子引来的“外来势力”的原因(不管哪个时空的小日子人,在“爆破弹”这样的“传统”东大人眼里,都是日本鬼子)。
当然更实际的原因是作为薯条旅第一次与外来势力交手事件的亲历者,“爆破弹”对于在那次短暂的冲突中击杀的荒坂集团杀手记忆犹新(毕竟是干掉的第一个日本鬼子)。
在薯条旅本身并没有找到荒坂集团杀手的出现与德国魔怔人的行为有任何联系的证据,只认为这些杀手是因为“智脑”才出现的时候。
“爆破弹”一直本能的认为这些杀手出现的原因没那么简单。
4、巨大惯性
如果说二战三轴心之间,德意合作还算是有点“法家”思想的传承在的话。
那德日的合作就是纯利益关系了,毕竟双方在一战结束后的关系其实并不算很好。
那时分别作为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双方,不仅事实上在胶州湾交过手(日本在一战期间就已经趁机占领了青岛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也同时形成了“债权关系”(德国控制的亚洲岛屿殖民地战后被划给日本代管。)
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简单的按照德国国内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浪潮来看,双方之间的关系几乎不会好,毕竟小日子又是凶手又是抢占了德国利益的人。
但就像小胡子会觉得是共产党背刺才让德国输掉一样,在种种因素影响下,德国和日本的关系并没有逐渐变差,反而走到了“一起”。
而这些因素之中比较主要的有:
a、日本的亲德倾向
没错尽管小日子在亚洲殖民圈的一部分是从德国人身上来的,尽管小日子的军队(特别是海军)形式看上去很像英国人,尽管在小日子事实崛起的过程中英美投资更多,但在明治维新的历史阶段小日子亲德。
这是因为当时和满清一样寻求改革的小日子“君主立宪”派在欧洲转了一圈后,也和当时的满清一样看上了德国的模式(一战前的德国制度算是近代化制度之中给皇室保留最多权利的模式)。
并且小日子的拧巴心态(主要是脱亚入欧),让其在军国主义最高涨之前对于白人十分尊重。
于是小日子成了少数没有在一战之中虐待德国战俘的国家(虽然有关战俘待遇的国际公约最早甚至能追溯到1864年,但从目前公认的战俘公约是1949年版大家也应该能猜到之前的公约都是怎么个事了)。
其结果就是当一战结束后被关在亚洲的德奥联军(一战时驻扎在青岛约4000人)回到德国之后(1920年),大幅改善了德国舆论对小日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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