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你的，那是你孙女！”梦里，一个姑娘在望海寺的山门前哭喊着。

张财主一脸疑惑地看着姑娘。

姑娘指着他说：“那年你在赵村玉米地里做的事，你忘了吗？你强奸了我！”

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别的原因，第二天张财主就病倒了，起不了床。

他让人把自己抬到张佟氏屋里，还吩咐下人伺候好那姐弟俩，说不用他们来请安、看望。

医生来了，开了几副药，让张财主好好休养。

张财主的祖上好几辈都是大财主。西张村这片万亩良田都是他家的，周边几十个山头也归张家所有，城里还有张家的豆腐作坊、铁匠铺等产业。

张家的富贵让县太爷都羡慕不已，不过财富也引来了土匪。

好在土匪的实力远不及财主，双方交战后，土匪头与财主结拜成了把兄弟，自此，财主和土匪成了朋友。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张家愈发兴旺，土地增多，钱财广进，附近好几个县的官员、军人都和张家结交为友。

于是，土匪被收编成了县联庄保安团，财主当上了团长，土匪头则成了副团长。

张财主有权有势又有钱，尽享金钱、权势、美酒与美色，可唯独传宗接代这件事让他发愁。

张家几代单传，到他这儿要是断了香火可不行。

他娶了好几房妻妾，却都没有生育，那些没能留下子嗣的妻妾还一个个相继离世，这可把张财主愁坏了。

望海寺是张财主祖上修建的，也是附近唯一的一座三教合一的寺庙，佛教、道教、儒家各有自己的大殿，还有各自的主持、道长以及孔圣私塾先生。

张财主找到主持寻求办法，主持劝他要善待众生，一心向佛，说观世音菩萨定会送子，张家也会子孙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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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财主又去找道长求卦，道长说他命中有一子，也必有一孙，并建议他纳妾。

几年前，他纳了佟家的一个女子，不过这个女子至今没有生育，但也还活着。

如今张财主在佟氏的屋子养病，回想起那个梦，感觉自己似乎真有过在赵村的那档子事。

可事后他并不清楚那女子是否有了身孕，只记得那女子离家出走了。

他记得在这十里八乡，和他有过这种事的女子里，只有她离开了。

等病好一些后，张财主让佟家小舅子套车，拉他去望海寺。

道长一看到张财主的面相，大惊失色道：“你犯天条了！”

张财主摆了摆手，示意佟家小舅子到外面去给马喂草。

等小舅子出去后，张财主凑到道长身旁，小声说道：“道长，您真是神人啊，我恐怕真的犯了天条。”

随后，他把梦里的情形以及年轻时和赵村女子的事，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道长。

道长听完，拿出爻钱让张财主摇卦破解，解完卦后，又给了他一张符，让他回家贴在新房，还让张财主在房后守夜三天，并叮嘱他此事一定要严格保密，不可让他人知晓。

然而，他们偷偷摸摸商量的时候，却没注意到佟家小舅子在窗外把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

到了晚上，张财主把符贴好，然后裹着几层厚被子，躲在了房后，下人们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没人敢去打听。

也不知佟家小舅子对那符做了什么手脚，又或者是道长的方法出了问题，半夜突然电闪雷鸣，紧接着下起了大雪。

天亮后，大家发现张财主和一个小孩被埋在了洁白的雪下。

张家就此衰败，西张村的土地都归了佟家小舅子。

佟家小舅子让稻地村的表哥佟继祖，把靳武利带到了死孩子沟，让他负责看山。

死孩子沟里有两间低矮的草房，其中一间给了靳武利，成了他的家。

佟继祖给了他锅、被子和粮食，让他得以生存下来。

佟继祖名义上是收山货的，实际上是锦海地区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还是西部山区的一号首长。

1947年夏天，天刚蒙蒙亮，区小队队长唐立波和担架队的同志抬来了三位伤员，还带来两袋玉米面、一袋玉米渣子，总共90斤粮食，外加五棵白菜、两个窝瓜和一小袋盐。

唐立波吩咐靳武利照顾好伤员。

靳武利已经做过多次这样的事，他不明白什么党、什么军队，也不懂什么主义，只知道佟继祖大叔让他做的事，他必须得做，因为佟继祖给了他粮食吃、衣服穿。

唐立波告诉伤员们：“这个小伙人不错，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你们放心养伤，大概一个月后我来接你们。”

唐立波还反复强调安全和保密的重要性。

靳武利一声不吭地听着，每次都是这样，等唐立波嘱咐完，就带着担架队的同志离开了。

炕上躺着三名伤员，靳武利看着他们说：“我去做饭。”

“不用，我们有干粮。”伤员们说道。

靳武利看着伤员们吃饭，便盛了一碗水放在炕上。

他自己还没吃饭，看着别人吃，感觉肚子很饿。

于是，靳武利穿着露脚趾的鞋，身着破旧的衣裤，拿着佟继祖给他的弹弓出了门。

他特别喜欢这个弹弓，平时常用它打鸟，也常常能打到鸟，吃上肉。

冬天的时候，他也会下套子抓野兔，只是跟佟大叔学的时间短，手艺还不太精湛。

太阳刚升起，阳光洒在山坡上，咕咕叫的斑鸠声响个不停，山上的小树上落满了斑鸠。

也不知是靳武利打弹弓的水平提高了，还是这些斑鸠犯傻，不一会儿，他就打下了二十几只斑鸠。

靳武利把斑鸠拿到河边去毛、开膛、洗净，回到屋子后，生火炖了起来。

斑鸠肉的香味让伤员们吃得很开心，伤口似乎也好了不少。

也不知是老天眷顾，还是命运安排，此后每天靳武利都能打下几十只斑鸠。

在那个缺衣少食、长期艰苦斗争且不断转战的年代，伤员们天天能吃到大补的斑鸠，身体恢复得很快，不到一周就能下地走路了。

那几天，靳武利不仅能打到斑鸠，还能捞到鱼，丰富的蛋白质让粮食节省了不少。

又过了些日子，靳武利已经能和三位伤员哥哥一起打鸟、捞鱼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第二天的中午，他们正在山坡上玩耍时，来了一群土匪。

一个土匪端着长枪，两个举着大刀，还有两个拿着木棍，快速地朝山坡跑来。

这些土匪是帮佟财主巡山的，他们平时一般不会到死孩子沟来，因为害怕这里的大嘴怪，但今天路过沟口时，听到里面传来异常的笑声和喊声，于是就趟过河水过来查看。

靳武利发现土匪时，已经来不及躲藏了，他只好一边用弹弓打土匪，一边大声呼喊，让伤员们往山上跑。

土匪虽然没能抓住伤员，却把靳武利痛打了一顿。

小主，

又过了几天，唐立波来了，他问伤员们去哪儿了。

靳武利把那天的经历复述了一遍。

唐立波没太在意，以前也有伤员养好伤后自行归队的情况。

1949年春天，逃跑的佟大财主被抓。

民兵审问时，佟大财主交代说，靳武利为了独吞粮食，杀害了三名伤员。

去找那五个已经回家务农的土匪对质，他们都否认曾进死孩子沟抓人。

去联系伤员所属的部队，可部队已经改编成野战军入关了，地方上的人也说不清楚伤员是否归队，还有人说1948年在城里见过这三人中的一个。

这些混乱的信息让唐立波无法确认事情的真相，但他觉得靳武利还是个孩子，不可能做出杀害三名伤员的事。

一声枪响，佟大财主丧命。

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一名民兵提及当年佟财主交代的事情。

靳武利急忙否认：“我没有做过！”

民兵质疑道：“为什么你家余粮那么多？是不是把给伤员的粮食私吞了？”

靳武利连忙解释：“不是这样的。当时打下的斑鸠和捞到的鱼特别多，天天吃肉，所以粮食就剩下了。”

其实，他要是说没剩下余粮，或许情况还不至于这么糟糕。

可他用打鸟抓鱼、肉多所以粮多来解释，这让平日里很难吃到肉的人听了十分气愤，也让有心维护他的唐立波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靳武利说：“你们看，就今天，我用弹弓打下二十只斑鸠，如果打不下来，就算我真的害了人。”

然而，他忙活了一天一夜，却只打下五只斑鸠。

三天后，村里召开批斗大会，民兵提议：“让靳武利陪绑。”

大多数社员都表示认可，毕竟村里只有一户富农，批斗时显得冷冷清清。

从那以后，靳武利渐渐被大家视为村里有历史问题的人。

到了谈婚论娶的年纪，也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

就这样，他孤身一人在这条沟里生活了下来。

1965年春夏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一位女子有了亲密接触，1966年，他的儿子出生，这才让他有了后代。

这些年，他在沟里为生产队开垦了几十亩地，生产队里没人愿意来沟里劳作，所以这些活儿都落到了他一个人身上，可收获的粮食却归大家所有。

在这条沟里，除了那位女子偶尔来的那几天，大多数时间都只有他和野鸡、野兔、小虫、小鱼相伴，不过这些伙伴中有一部分成了他的食物。

去年三大队到来时，他的草房被占。

后来三大队和村里协商，在石嘴岩西南坡建了一座石头房，他便搬了过去。

居民点建成后，三线人修建了厕所，村里安排他负责掏粪。

俗话说“粮食一朵花，全靠粪当家”。

大队告诉他，让他掏粪是对他阶级性的考验。

靳武利敲碎粪冰，挑到田里。

冬天的时候，大队里只有他和干部还在挣工分，其他社员都猫在家里。

大田里放眼望去，只有积雪、粪堆和枯草。

在枯草旁，他看到了自己想见的人正在拾草，那就是他的相好。

靳武利左右看了看，发现周围没人，便快步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从腰间解下一个布袋，递给对方：“早晨刚套到的兔子，拿回去给孩子补补身子。”

女人接过布袋，放进装草的篮子里，同时关切地问：“你吃了吗？”

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块玉米饼递给他。

饼还带着余温，靳武利一边吃，一边说起三线的事：“三线给村里有招工入厂的指标，我觉得你可能符合条件。”

“不可能的，我家那位成分高。”女人有些无奈地说。

“但你的成分不高啊，应该可以的！”靳武利鼓励道。

“那……回去我找队长问问。”女人犹豫着说道。

就在他俩小声交谈的时候，向阳街变得格外热闹。

大家迎着寒冷，站在道边、楼头，热烈地讨论着入厂的事情。

李云顺、张美艺、冉欣看到招工通知后，都非常兴奋，他们围成一圈，猜测着都有谁能入厂。

这时，李建华、杜武跑了过来，大家讨论得愈发热火朝天。

周红坐在办公桌前，在纸上写着杜某某、李某某，她正在盘算着谁能入厂。

这次她家没有人符合条件，不过宋领导、谢领导家有人能入厂。

她写了很多名字，但算来算去，离95位的名额还差不少，家属的情况也不太对。

宋领导的家属可以，老杜家属也可以，这个行那个也行，可到底这75位都有谁呢？这让她十分困惑。

回到家，周红一边做晚饭，一边问贾飞龙：“老贾，招工名额我算了好多遍，感觉不太对劲！”

“怎么不对劲？你是说年龄还是户口的问题？年龄可以改，改了就够条件了；户口也能变，变了就行，这点事难不倒领导的。”贾飞龙满不在乎地说。

小主，

“改年龄、改户口，这么容易吗？”周红有些怀疑地问。

“容易，只要老宋、老谢点头就能改。”贾飞龙肯定地回答。

“他们能轻易点头吗？”周红追问道。

“一顿酒的事儿，有什么改不了的。”贾飞龙说得很轻松。

“彭代表不管吗？”周红又问。

“管什么呀？研究指标的时候，宋、谢给老彭好几个名额呢。老彭老婆的一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都是农村户口，这次也要进厂，听说他战友家的孩子也会来好几个呢。”贾飞龙透露道。

“那些人都在哪儿呢？户口好办吗？”周红接着问。

“听说他妻子的外甥、外甥女在河南老家，他战友家的可能是附近下放的人。”贾飞龙回答。

“政策能允许这样吗？……”周红嘴上虽然还在问，但心里已经明白，名额的事儿不用她操心。只是这么好的机会，自己家里却没多少人能沾边，心里还是有点不痛快。

两天后，领导回到三线，传达了相关文件。

贾新飞龙组织科室人员油印并下发了《国营锦东机械厂1970年105号文-组织机构及干部任命通知》。

工厂按县团级编制，单位设置及部分领导任命情况为：

军代表彭大军任驻厂军宣队队长兼任锦东机械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宋东方任锦东机械厂党委第一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工会主任兼厂长；

谢云旺任锦东机械厂党委第二副书记，兼任锦东机械厂生产计划副厂长；革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