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队副队长杜新元接过话头。他长着一张圆脸，看着和气，但办起案来是出了名的“咬住不放”。

“你们看这个作案过程，”杜新元指着现场照片说，“先奸后杀，捅了八刀还不算，还要把人按进水里溺死。杀完之后不跑，花时间挖泥埋尸，连衣服都顾不上整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胆大包天，心狠手辣，而且——他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杜佐亮把所有人说的拢了拢，划定了侦查范围。

张实芝走的那条路是大柳湖堰周边的乡间简易土路，偏僻、路况复杂，两边是田地和水沟，连个像样的路标都没有。只有屯岭、调低、董庄、千桥、冯台这几个周边村子的本地人才认得这条路。2月26日当天还有雨雪，气温低得冻手冻脚，外地人怎么可能在这种天气、这种路况下流窜作案？

而且埋尸的那条分界沟，距离屯岭村只有一华里。五百米。从屯岭村走过去，一根烟的功夫都用不了。

凶手就藏在这几个村子里。最大的可能，就在屯岭村。

四

侦查员们开始分头走访。对2月26日当天途经案发现场的四十二个人，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问，什么时间走的哪条路，看到了什么人什么事，能回忆起来的全部记下来。

大多数人都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时间过去好几天了，又是雨雪天，谁在路上看到什么都记得模模糊糊的。但侦查员们不急，一遍问不出来就问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反复地提醒、反复地追问，指望哪个人的记忆里突然蹦出一条关键的线索。

第十四天，这条线索真的蹦出来了。

屯岭村一个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在侦查员第三次上门走访的时候，终于说出了她一直憋在心里不敢说的话。

她说话的声音不大，好像在跟自己确认。

“正月初七那天下午两点多，我去千桥村走娘家，在大柳湖堰那里坐渡船过河。我过河的时候，正好碰见张实芝从对面过来。她穿了一件黄色的上衣，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颜色在田埂上特别扎眼。”

她把声音压得更低了。

“我跟她擦肩而过之后，看见路边有个鱼棚。就是那种用稻草和竹竿搭的看鱼的小棚子。我走过去的时候，鱼棚里走出来一个男的，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留着高平头，大概一米七的个儿，上身穿蓝色的衣服，下身穿浅绿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胶鞋。”

“他从鱼棚里出来以后，就一直跟着张实芝。不是走在路上跟，是隔着一道沟，在沟那边走。张实芝走他也走，张实芝停他也停，一直跟在后面。”

侦查员问她为什么不早点说。

新媳妇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我怕。那个男的之前在路上盯着我、追过我，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我怕他知道是我说的，以后报复我……”

杜佐亮后来亲自找这个新媳妇谈了一次。不是什么正式的谈话，就是坐在她家院子里，晒着太阳，像拉家常一样聊了一阵。他跟她讲张实芝被害的经过，讲她家里人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讲那个凶手可能还会继续害人。

新媳妇哭了一场，把那天看到的所有细节都说了出来。

她最后说的一句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侦查员都记了一辈子。

“我当时要是喊一声就好了。我跑得快，她没跑掉。”

没有人接这句话。

五

专案组手里攥着的画像越来越清晰了：二十七八岁，一米七左右，高平头，蓝上衣，浅绿裤子，胶鞋。有流氓习气，胆大妄为，身强力壮，熟悉屯岭村周围的地形。

第一个排查范围是屯岭村三组和四组的男性村民。三组和四组离分界沟最近，凶手要在雨雪天里把一个人拖拽几百米再埋掉，不可能从远处过来，必须就住在附近。

三百二十个适龄男子，一个一个过筛子。

筛到第五天，筛出了五个人。五个人都有疑点，但五个人都拿不出过硬的不在场证明，也拿不出过硬的犯罪证据。案件卡住了，不上不下，进退两难。

杜佐亮把桌子一拍：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在屯岭村抠，另一路去调低、董庄、千桥、冯台四个村，一个村一个村地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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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之后，两路人马碰了头。

四个村的一千八百七十四个适龄男子全部排查完毕，筛选出的八个重点对象全部排除了嫌疑。调低村的人嫌疑最大，可一个个查下来，没有一个人跟现场痕迹对得上。董庄村的人更不用说了，离案发现场至少两公里，当天经过案发现场的人里一个董庄村的都没有。

所有的箭头都指向一个地方——屯岭村三组。

杜新元和杨兴帮两名侦查员被安排驻守在屯岭村三组，不把三组翻个底朝天，不收兵。

这一查，查出事来了。

三组的村民在跟侦查员闲聊的时候，无意中提起一件事：“你们来的也好，我们村这几年出了不少怪事，撬门的、翻墙的、半夜摸进女人屋里的，好几起了。报了案也一直没破，村里年轻媳妇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在家。”

杜新元一听，放下手里的本子，问：“具体说说，什么时候的事，什么人干的？”

“最早的是1981年吧。后来越来越多，都是对女人下手。有的半夜去撬门，有的白天在路上拦……”

杜新元和杨兴帮对视了一眼。

他们把三组这几年的报案记录调出来，一桩一桩地捋，发现了一个规律。

这些案子的作案手法高度相似——基本都是拦路劫持妇女，拖到偏僻的地方实施侮辱或强奸。其中一起案件里，受害人的裤子左缝被撕开了一尺多长。而张实芝的裤子，同样是左缝被撕开近一尺长。

不是巧合。是同一个人的作案习惯。

侦查员们在走访中，从一个叫陈某某的青年妇女那里，听到了一桩关键的事。

“1982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听见门被踹开了。一个男的摸进来，我拼命反抗，抱住他不撒手，大声问他你是谁。他一慌，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我是普青’，然后就挣开我跑了。”

“普青”。

侦查员们在本子上记下这两个字的时候，脑子里同时转过一个名字——屯岭村三组有个男青年叫周浦清。“普青”和“浦清”，本地方言念出来，几乎一模一样。

专案组立刻把周浦清纳入了视线。二十四岁，未婚——后来是通过换亲的方式成的婚，因为家里有人得过麻风病，村里人忌讳，没有人家愿意把闺女嫁过来。他确实有一条浅绿色的裤子，和目击者描述的凶手特征对得上。

就在大家都觉得要收网的时候，杜新元拍了桌子：“先别动，核实他的作案时间。没有确凿证据就传讯，他要是真凶，打草惊蛇跑了怎么办？他要不是真凶，我们冤枉了好人以后怎么收场？”

接下来的几天，侦查员们不动声色地摸清了周浦清在2月26日的行踪。

周浦清那天全天在下厂村一个姓黄的人家里赌博。五六十个人在场，赌得热火朝天，他从上午坐到下午，输了钱还在牌桌上骂了几句。目击证人不止一个，是一群人。

不在场证明铁板一块。

可是，如果周浦清不是“普青”，那“普青”是谁？

“我是普青”这句话，是有人故意说了周浦清的名字，用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个人在犯案的时候，脑子转得很快，知道怎么把水搅浑，知道怎么让警方去查一个无辜的人。

这个人不简单。

而更让专案组警觉的是——他为什么要报周浦清的名字？在昏暗的房间里，在受害人拼命抱住他的那一刻，他脱口而出的为什么是周浦清，而不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只有一个解释：他跟周浦清很熟。熟到在情急之下，周浦清的名字自然而然地跳进了他的脑子里。

熟到什么程度？熟到——可能就住在周浦清附近，可能天天跟周浦清打照面，可能是周浦清的邻居、牌友、或者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杜新元把三组的村子地图拿出来，用红笔把周浦清家的位置圈出来，然后以周浦清家为圆心，画了一个圈。

三组适龄男子的名单再一次被摊开。侦查员们一个一个地排查，一个一个地排除，最后目光落在了一个人身上。

周四溟。二十八岁。

六

周四溟在三组一直是个不起眼的存在。不高不矮，一米七整。不胖不瘦，身板结实。留着标准的高平头。结过婚，家庭条件一般，平时话不多，见人笑眯眯的，村里人提起他，大多说一句“还行吧”“没什么特别的”。

但他的履历里，有两个让人没法忽视的疑点。

第一个疑点，跟杨岗渔场有关。

杨岗渔场在道河区，是个规模不小的养殖场。1981年之前，渔场周边的治安一直不错，没出过什么像样的案件。那年周四溟去了渔场打工，干了十个月。就在这十个月里，渔场像被什么东西附了体一样，接连发生了多起撬门入室、侮辱妇女、强奸案件。作案手法、作案时间、作案对象的选取，都跟屯岭村这几年发生的系列案件如出一辙。

十个月后，周四溟从渔场辞了工，回了屯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