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端刚启，池越和秦晔就已着手进行最坏的打算，安置无法参战的人员和重要资产。

池越下令工厂和煤矿立即拆卸关键机床、动力设备和技术图纸。

由他最信任的侦察排护送，连同所有熟练技术工人及其家属，连夜向西撤退进太行山深处早已选好的隐蔽地点。

这些人和设备，是建立秘密的备用兵工作坊，持续抗战的“火种”。

秦晔利用最后几列火车，将铁路机修厂的重要设备、物资以及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紧急向后方转运。

他亲自签署手令，要求沿途各站予以放行和协助。

两人联合发布告示，强令淆城、巩镇及周边村庄的百姓立即向西南山区疏散。

部队派出士兵协助，同时也严厉弹压任何趁火打劫、制造恐慌的行为。

对于不愿离开故土的老人，则要求他们囤积粮食，躲入地窖，并告知巷战的危险。

一种悲壮而无奈的“坚壁清野”在紧张地进行着。

他们收到的命令“固守待援”中的“待援”，是一个充满变量的承诺。

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卫立煌部第14集团军，孙仲连的26路军等部队，

大多驻防在河南北部、湖北北部、安徽西部一带平汉铁路沿线。

从这些地区行军至目前华北最前线的淆城-巩镇地区，直线距离超过 500-700公里。

当时夏国军队机械化程度极低，主力行军全靠步行。

即使是最精锐的部队，日均强行军速度也仅在 30-40公里左右。

这意味着仅在路上就需要 15-20天。

而日军完全掌握制空权，其侦察机会不断搜寻中国军队调动迹象。

轰炸机则对行军纵队、铁路枢纽、桥梁进行狂轰滥炸。

这会极大地迟滞援军的行进速度。

部队白天难以行动，多需夜间行军，效率大打折扣。

虽然可以利用平汉铁路北运，但当时铁路运力极其紧张，车皮短缺，且需要优先运输弹药、装备和给养。

无法一次性运送整个军团。

更重要的是，平汉铁路北段完全暴露在日军航空兵的轰炸范围之下，铁路线时断时续，无法保证畅通。

在援军到达前的至少两周甚至三周内，他们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独立面对日军一个甚至多个师团的全力猛攻。

但池越和秦晔，以及他们麾下每一个士兵都清楚，在援军抵达之前，他们就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