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法规性的文件颁发到红三军各级军事单位及各级苏维埃政府，广为宣讲，并派人督促实施。据当年唐家溪苏维埃干部刘应学回忆：“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地内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运动。如我们唐家溪苏维埃文书李金忠，作风恶劣，品质败坏，生活腐化，他利用职权记假账，从中贪污光洋7块，经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撤职后交保卫局判处死刑。还有南腰界游击队员秦登仲，在打土豪时匿藏财产，进行贪污，也被保卫局处以极刑。”在枫香溪革命委员会组织的一次“打给养”中，一位战士私自出卖旧棉被一床，隐藏大洋1块，经理处查出后送保卫局处以极刑。又如黔东纵队特务连在一次“打给养”中得鸦片八钱。因数量太少，经连长同意平分给了八个人，规定不得吸食，只准拿回司令部兑换成钱。其中一个战士将分得的一钱拿去经理处兑换现金，经理处发觉不足一钱，马上派人追查。该连长申辩：因数太少，又没有戥子称，仅凭估计分的。结果经理处的人马上把八人的鸦片收回一称，分毫不差，该连长并作了深刻的检讨，方才作罢。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还发动群众揭发清洗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少数不纯分子。对那些犯盗窃错误的个别人，也进行了批评教育，关禁闭和撤职处理。经过一系列的惩治贪污浪费的斗争，严肃了财经纪律，打击了犯罪分子，纯洁了队伍，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一大批廉洁奉公，克勤克俭的模范干部涌现出来，他们为贯彻落实苏区的各项政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惩办逃税豪绅

苏区内尚未肃清的豪绅地主与反革命分子，有意识地采取非法手段，不按《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纳税，利用伪造或涂改凭证、账册、报表以及转移资产或收入等手段，隐匿应纳税项目、数量、金额，故意违反财经纪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为了打击反革命的违法行为，严格执行税收政策，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对那些采用各种非法手段，进行“逃税”或“避税”的豪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一举攻克了彭水县城，各商会都按政策纳了税，唯独国民党的县长何本根和征收局长蒲良成、副局长王春如、财政局长王泽互相勾结，利用手中权力进行非法活动，把财政的钱作为私用，甚至违反税收法规，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偷税、逃税、避税和抗税。根据他们的罪行，红三军抄了何本根的家，没收了一批财产，逮捕了蒲良成、王春如和王泽。追回了部分公款和税款，并把他们押到贵州省沿河县的塘坝财神庙公审后执行枪决。据当年曾任南腰界苏维埃文书的刘应儒说：“南腰界街上的豪绅顾廷献开药号，经常做桐油生意和米生意，但从不纳税，还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说甲年连年大旱是‘洪羊浩劫’，经保卫局批准，谷志标参谋长亲自逮捕他，同时抄了他的家，追回了税款。”8月31日，在酉阳腴地处决了抗税的国民党酉阳县政府总务科长李简清、庶务马达之，抄了偷税的豪绅姚绍孝、王辉白的家。另外，黔东特区和各级苏维埃还经常派人到各地市场巡视、检查，外查偷税、漏税，内查税收人员有无贪污受贿行为。一旦发现，严厉惩处。据印江游击队员冉崇修回忆：“有一个乡苏维埃税务员在晓景收税，因他不识字，一次在收一所住宿旅馆的税，找别人帮忙填了税票，税票上填的是一吊，而实收是二吊，被巡视员发觉了，经反复说明和核实，方才了事。”同时，苏区政府还利用各种形式进行税务宣传，教育商人不要瞒关漏税。凡苏区内需要的商品就不能出关，苏区用不着的商品可以出关，但一定要到经济部领取税票登记。根据苏区的需要来定税率。反复强调宣传，有偷税、漏税者一经查出，除追缴应纳税款外，另加纳一倍税金，二次查出，纳三倍税金，三次查出，没收全部商品。经过税法宣传和惩办逃税豪绅，大大提高了商人的纳税意识，基本保证了苏区财税工作的正常进行。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三）惩罚土豪

1934年9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关于保卫黔东苏区争取击破王家烈的进攻的紧急任务》第二条指出：“这一战争，更因为秋收而紧迫。地主豪绅无论如何是不愿土地归农民，秋收归农民的。反革命军队更要掠夺秋收，解决他们的粮食。因此地主豪绅勾结反革命军队进到苏区，来夺取农民的秋收，企图把农民饿死。因此，这一战争是农民的生死的斗争，是为着粮食土地归农民的战争，是保卫秋收的战争。”同时在第七条指出：“坚决消灭地主豪绅的武装，将敌军的手足斩断，坚决的严肃的开展肃反斗争，要将豪绅地主反动领袖完全消灭，彻底消灭这一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消灭敌军的耳目，并且要坚决同他们的走狗奸细作斗争。”苏维埃政府根据黔东苏区复杂斗争实际，毫不手软地对那些与人民为敌的地主豪绅给予了坚决的惩罚。据老游击队员冉崇富回忆说：“仅在南腰界一地，就惩罚了冉瑞廷、张步青、杨澄清、邹学良、罗金仁、罗汝祥、罗秀书等30多家土豪，没收的稻谷装满了红三军的军用仓库。还有大量的桐油、鸦片烟、银元和布匹。”经过惩罚土豪的斗争，有力地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社会基础，为缓解黔东苏区的财政困难起了重大作用。当年流传在黔东的“云开太阳照，富豪无处逃，官绅财佬嗷嗷叫，贺龙的红军专门打富豪”的歌谣，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记载。

（四）反对浪费，厉行节约

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之一。红三军的领导干部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总是坚持节衣缩食并用模范行为给广大干部、战士作表率，他们为革命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吃苦在前，不搞特殊，在生活待遇上和战士一样，同吃一锅饭，同穿一样衣，有福同享，有祸共当。贺龙军长经常是穿一身青土布对襟衣，一双草鞋，完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关向应穿着也一样朴素，他几乎没有被子，临睡时就铺些稻草，一条破军毯既作披衣又是被子。在群众中，难以分清他们谁是领导，谁是战士和农民。

据老红军向轩回忆：“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是红军的阶级本色，视一切浪费行为为可耻。曾记得，我们红三军在南腰界时我才七八岁，经常跟随在大舅贺龙军长的身边。有一次，我吃红苕饭吐红苕皮，并悄悄地把我进的洋芋挑出来扔了，恰巧被关向应政委发觉，他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还耐心地教我一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还经常见到贺军长、关政委和夏主席把掉在饭桌上的饭捡起来吃，甚至连他们的工作本，正面用了又用背面，一个信封要用四次。”老红军董家龙少将也回忆说：“我们红三军在南腰界开办的医院，平均每天都要开出中药百多付，为了减少财政的负担，我们医务人员和南腰界的草药医生采取了自采、自种、自制的办法解决了药物的供求矛盾，为苏区财政节约了大笔经费。”当年任红三军经理处粮秣科长兼司令部司务长的陈恒久说：“1934年9月，我们红三军在南腰界全开了土豪兼反动民团头子冉瑞廷，为了庆祝这次胜利，我为贺军长等几个领导加了几个菜。开餐时，贺军长一看，脸色一沉，很严肃地问我：‘谁要你办这么多菜？’我说，几个月来，你东征西战，与战士们同吃同战斗，人都拖瘦了，如今打了胜仗，我为军长改善一下生活，因此，我没有向您请示。谁知军长一听，更火了，‘你还记得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纪律吗？才打一个小胜仗，就给我加菜，合符红军纪律的哪一条，战士吃什么。我命令你，把菜端出去，让战士们吃，以后再不许给我搞特殊’。”细微之处见精神，党和红军的领导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使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干部及广大苏区群众中得到发扬光大。

（五）奖励先进

在整个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中，根据地人民为了支援红军克服经济困难，倾囊相助，涌现出许多捐钱捐粮捐物的先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