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下发后，公司内部的气氛出现了一种看似积极的转变。

到了下班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收拾东西，虽然动作可能还不够理直气壮，还会下意识地观察周围，但至少，准点下班不再是一种需要巨大勇气的“叛逆”行为。

考勤系统里，那些象征加班的刺眼红色标记明显减少。

HR部门开始陆续联系之前被冻结休假的员工，沟通休假安排。虽然流程依旧繁琐，审批依旧谨慎，但至少，那扇门被重新打开了。

财务部那边，加班费差额的核算和补发工作也在缓慢而持续地进行着，虽然速度不尽如人意，但偶尔有同事收到补发的短信提醒，还是会引来一阵小小的、带着希望的骚动。

表面上看，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法律取得了胜利，制度得到了修正，员工的权益得到了保障。

然而，在这“拨乱反正”的表象之下，暗流依旧在深处汹涌。

首先，是执行层面的“软抵抗”。

某些部门的主管，虽然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强制加班，但在分配任务时，会有意无意地提及项目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暗示需要“自觉”付出更多时间。那种无形的压力，并未完全消失。

加班审批流程虽然建立了，但审批权依旧掌握在部门负责人手中。如果负责人“认为”不需要加班，或者对加班时长的审批极其严苛，员工依旧可能面临“活儿干不完，加班不批准”的窘境。

其次，是文化层面的惯性。

赵乾灌输的那套“奋斗者才有未来”、“加班等于敬业”的价值观，并非一纸公文就能彻底清除。在一些中层管理和部分老员工心中，这种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他们或许不再公开宣扬，但那种对“准点下班”者的微妙审视，对“拼命三郎”的隐性赞赏，依然构成了一种无形的环境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