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是做出来了，可卖不上价，也卖不远。”老支书叹了口气，“主要是样式老，城里人看不上。想找懂设计的能人来指点指点，可咱这地方，谁愿意来？年轻人也都往外跑，留下的都是我们这些老家伙和带娃的妇女。”

他又提到了李满仓家的情况。“满仓家那小子，学习争气，考上了县一中！就是家里困难，之前为学费差点愁白了头。多亏了……”他顿了顿，看了一眼马书记，又看了看我们这些“省里来的领导”，似乎不知该不该说。

马书记接过话头，坦然道：“老支书，但说无妨。之前扶贫款那事，是省里值班室的同志督促得及时，我们县里落实得快，这是好事，说明上下联动畅通嘛。”

老支书这才放心，继续说道：“对对，就是省里领导关心！款项第二天就到位了，可解决了大问题！满仓见人就说共产党好，政府好！”他说这话时，眼眶有些湿润。

我坐在角落负责记录，笔尖飞快。老支书的话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人的数据，却像一幅素描，勾勒出偏远乡村发展的真实困境与微弱的希望。人才流失、技术落后、市场狭窄、集体经济薄弱……这些在文件上常见的词汇，此刻都对应上了鲜活的面孔和具体的故事。

周副秘书长听得很专注，不时追问细节：“竹编合作社现在有多少人？平均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除了样式老，还有别的困难吗？比如资金、销路？”

老支书和村会计一一回答，有些数据记得不是很精确，就大概说个范围，但那份真诚和焦虑是装不出来的。

“我们也想过贷款扩大规模，更新设备，”村会计补充道，“可没什么抵押物，银行不敢放款。也去县里跑过项目，可竞争太激烈，像我们这样的小合作社，很难排上号。”

座谈会开了近一个小时，气氛始终坦诚而务实。没有歌功颂德，更多的是反映问题和表达期盼。周副秘书长最后对老支书说：“老支书，你们的情况我们都记下了。发展的路肯定有困难，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省里、县里都会继续关注和支持你们。关键咱们自己要有信心，要把现有的产业守住，慢慢寻求突破。”

离开村委会时，周副秘书长坚持不让村里安排午饭。“我们随便在村里看看，找个小店吃点东西就行，不能再给村里添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