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御史苏观生府邸，几位对何腾蛟“消极避战”政策不满的官员正聚在一起密议。书房内门窗半开，闲杂人等避开十丈以外，室内气氛压抑，几个人都是死命的摇着蒲扇，脸上仍旧微微沁出汗珠儿。

岭南的天气，又闷又热，实在是让人受不了。

“何督师一味强调固守，对北伐之事避而不谈，长此以往，人心涣散，朝廷与偏安一隅的藩属何异？”一位年轻气盛的翰林编修愤然道。

另一位官员也忧心忡忡地说：“如今朝廷度支，大半依赖广州海贸税收，以及……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来源。何督师总说休养生息，可这‘生息’之财，用在兵备上的又有几何？听闻他与北边……似乎有些不清不楚的往来。”

“慎言！”苏观生眉头紧锁，打断了他的话头，板着脸道：“何督师乃朝廷柱石，无凭无据，不可妄加揣测。眼下局势，确以稳固为上。”

他虽然也对现状不满，但更清楚何腾蛟手握重兵，总督数省军务，没有确凿证据，轻易动他不得。

“可是苏公，难道我们就坐视光复之机流逝吗？李闯已败，献贼蛰伏川中，清虏亦需时间消化北方，此正是我用兵之机啊！”编修依旧不甘。

苏观生叹了口气道：“用兵？钱粮从何而来？兵员从何而来？仅凭一腔热血，不过是徒耗国力，速亡之道。眼下……唯有隐忍，等待时机。”

他话虽如此，眼中却也有着深深的无奈和焦虑。

他知道，这种“隐忍”，很可能换来的是彻底的沉沦。

几乎在同一时间，广州城外，珠江口，碧波万顷。

一艘悬挂着葡萄牙旗帜的夹板大船缓缓驶入琶洲港。

船舷旁，几名金发碧眼的商人正指着岸上的景致交谈，他们对不远处码头上的紧张气氛似乎习以为常——那是郑家水师的巡逻船在检查往来船只。

虽然郑芝龙与朝廷关系微妙，但广州的通商并未完全中断，郑家也需要这条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