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赵天成肯定道，“商鞅变法，本质上就是设计了一套极其精密的‘激励相容’机制，或者说是一场宏大的‘协调博弈’和‘承诺博弈’。”

“怎么讲？”

“它给所有的秦人设定了一个清晰无比、且看似公平的‘上升路径’——想获得地位、财富、荣耀吗？去战场上砍敌人的脑袋回来！砍得越多，赏赐越厚，爵位越高。同时，对怠于耕战、违法乱纪者，处以重罚。这就把国家的目标和个人的追求完美地捆绑在了一起。”

扶苏点头：“确是此理。”

“这就是‘激励相容’。”赵天成解释道，“让每个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恰好也实现了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爵位田宅，会拼命作战、努力生产。国家不用天天拿着鞭子后面催，他们自己就会卷起来。这比单纯靠道德说教或者恐怖统治要高效得多。”

“那‘承诺博弈’又作何解？”扶苏追问。

“在于‘信’！”赵天成加重语气，“商鞅‘徙木立信’，就是在向全体国民做出一个极其严肃的‘承诺’：只要你们按我的规则玩，立了功，我就一定兑现赏赐！绝不食言！这个承诺至关重要。它建立了国家政策的可信度。让百姓相信，努力真的有用，规矩不是儿戏。于是，大家才愿意投入到这场博弈中来。如果朝令夕改，或者有功不赏，那这套机制瞬间就崩溃了。所以，秦法的严苛和守信，是一体两面，共同支撑起了这套博弈规则的运行。”

扶苏恍然：“所以，商君之法能成功，非独因其酷烈，更因其建立了一套可信的、能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导向一致的规则？”

“没错！”赵天成点头，“这就是它高明的地方。它通过规则设计，引导了人的自利之心，为国家所用。虽然手段残酷，缺乏人性温度，但从博弈效果上看，在特定历史阶段，它是极其成功的。”

扶苏喃喃自语道：“如今天下已定，四海归一。仍纯以军功授爵，国内已无那么多首级可砍，而建设天下、安抚黎庶，所需之才，似非单凭勇力所能涵盖。如今以到激励不相容’之虞。许多人无军功可立，难以晋升，而治国安邦之才，又无处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