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的干部大多是工人提上来的，懂技术但不懂管理，凭经验办事，没有制度。我们几个知青有文化，在学校学过数理化，也读过一些管理方面的书，还和王局长干过瓦罐厂和榨油厂，知道一件事该按什么程序做。我们来了以后，先把账理清了，再把工艺卡建起来了，然后把定额搞起来了。这三件事做完，厂子就活了。”

田福军问：“老工人服你们管？”

苏成说：“开始不服。翻砂车间有个老师傅叫吴德厚，干了一辈子翻砂，技术没得说，但他干活凭感觉，废品率高。

汪宇找他谈，他说我干了二十年还用你教？后来汪宇把工艺卡做出来，跟他原来的干法对比，同样一个件，按工艺卡干，废品率从四成降到一成。吴师傅服了。”

汪宇在旁边小声补充了一句：“吴师傅后来还跟我说，早知道按卡干这么省事，他早二十年就这么干了。”

会议室里几个人笑了。

田福军没笑，又问苏成：“现在厂里还有没有磨洋工的？”

苏成看了刘健一眼。刘健是生产科的，管车间排产和工时统计。刘健站起来说：“田书记，现在全厂实行工时定额，每个工位每天有基本定额，超额有奖金，完不成扣工分。

刚开始有人不适应，头两个月有七八个人完不成定额，扣了钱，找厂里闹。

苏厂长把账摊开给他们看，同样一台车床，有人一天干八个工时，有人干三个工时，拿一样的钱，这不公平。后来那几个人要么好好干了，要么调走了。现在全厂没有混日子的。”

田福军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这次喝得慢，像是在品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