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几乎是本能地、绝望地低喃出声。

顾衍抬眸，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刀：“你有意见？”

那冰冷的眼神如同实质的警告，瞬间冻结了我所有的反抗念头。

弟弟苍白病弱的脸、顾衍那句“停掉救济款”的威胁，如同沉重的枷锁，死死锁住了我的喉咙。

我死死地垂下头，指甲更深地掐进掌心，用尽全身力气才从齿缝里挤出破碎的声音：“……没有。”

“很好。”他满意地收回目光，重新看向文件，

“吴妈会安排。以后，你的‘工作’就是待在我能看到的地方。”

他顿了顿，目光并未离开文件，但声音却清晰地传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近乎残忍的探究：

“我要看看，你这个‘麻烦’……”

“到底藏着什么特别的东西。”

“能让我……”

他似乎在斟酌用词，最终吐出的字眼带着冰冷的玩味和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困惑：

“……这么‘费心’。”

他的话像冰冷的毒液，一滴一滴渗入我的骨髓。

“待在我能看到的地方”——这意味着彻底失去自由，成为他视线下的囚徒。

“看看你藏着什么特别的东西”——他把我当成了需要解剖研究的异常标本。

“这么‘费心’”——他甚至将自己因我而产生的烦躁和反常，都归结于我的“特别”，仿佛我才是那个施加折磨的源头！

恐惧之外，一股巨大的荒谬感和冰冷的绝望席卷全身。

在这个男人扭曲的世界观里，我的痛苦，我的恐惧，我的挣扎，

甚至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微弱反抗和伪装，都成了他眼中值得“观察”和“研究”的“特别”之处？

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他只在乎他自己那因我而起的、连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费心”！

吴妈很快带着沉默的佣人，将我那点可怜的行李重新搬回了主楼二层那个熟悉的、冰冷的房间。

厚重的丝绒窗帘依旧半掩着，昂贵的波斯地毯吸走了所有声音，空气里弥漫着熟悉的、令人窒息的雪松冷杉气息和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我站在房间中央，如同一个被重新押回刑场的囚徒。

身体已经“康复”，但灵魂深处那道名为“顾衍”的伤口，却在剧烈地疼痛、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