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艰难地开口，声音干涩，试图梳理那些纠缠的思路：

“……社会批判性（A1）权重0.3，依据是当前社会语境下，装置艺术介入公共议题的深度和锐度是首要价值导向……互动联结性（A2）权重0.25，强调作品与受众的共情与对话能力……形式创新性（A3）权重0.2，作为基础支撑……”

我磕磕绊绊地念着，逻辑链条在疲惫和紧张中断断续续。

当我试图解释为什么A1比A2高出0.05的权重时，卡壳了。

这个微小的差距背后，是我对不同流派争论点的理解和取舍，此刻却像一团乱麻。

“停。”

顾衍突然开口，依旧闭着眼，声音却冷得像冰，

“0.3，0.25，0.2？拍脑袋拍出来的？”

我被他问得一窒，脸颊发烫：

“不…不是，是基于国内外多个成功案例的数据分析和社会学调研……”

“数据呢？”

他打断我，终于睁开眼，锐利的目光直射过来，

“支撑你权重系数的核心数据模型在哪里？变量因子考虑了几个？置信区间是多少？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反馈差异权重如何体现？你所谓的‘成功案例’，成功标准是什么？市场反响？学术评价？还是你认为的成功？”

一连串冰冷、精准、直指核心的商业逻辑拷问，像一把把手术刀，瞬间将我原本就摇摇欲坠的专业自信切割得支离破碎。

他不是不懂！

他比我想象的要懂！

他只是用他习惯的、冷酷的数据化思维，在审视我这套充满人文思辨色彩的艺术评判体系！

巨大的压力和被他看穿的窘迫让我额头渗出冷汗。

我手忙脚乱地去翻找平板电脑里的数据附录和参考文献，试图找出支撑点，大脑却因睡眠不足和高度紧张而一片混沌，手指颤抖得几乎点不准屏幕。

“够了。”

顾衍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

他站起身，绕过书桌走到我身边。

那股强大的雪松气息瞬间将我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