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回到温泉女中，其他组也陆续回来了。

众人聚在教室，交流上午的见闻。

王伦那组跟进贫困户，情况依然令人揪心。

马凤乐说着说着就哭了：

“那个刘大爷，早上我们去的时候，他正蹲在门口喝粥。

你们知道那粥是什么吗？

是野菜掺着糠，稀得能照见人影。

狗娃在旁边看着，直流口水，刘大爷就分给他半碗…他自己就喝那半碗，还要下地干活…”

常少莲轻声安慰她，自己眼圈也红了。

谢安平那组去了温泉疗养院周边，带回来的信息则复杂得多。

有村民在疗养院门口摆摊卖山货，一天能挣好几毛；有村民在疗养院做临时工，打扫卫生，修剪花草，一个月能挣两三块；还有村民把房子租给城里人，一间屋一个月能收五毛租金。

“但这些都是少数。”

谢安平推了推眼镜，冷静地分析，“能沾上光的，不到三成。

而且，这些收入不稳定，城里人来了才有，城里人走了就没了。

像那个摆摊的王嫂子，她说春秋两季生意好，夏天冬天就没人，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挣一块多。”

“而且，”

高佳榕补充，“疗养院的工作，多是女人和老人做。

男人还是得种地，因为地不能荒。

可种地不挣钱，他们就觉得不公平，有怨气。

我们今天遇到几个年轻人，就说，凭什么女人能挣现钱，我们男人就得土里刨食？”

“还有，”

郝宜彬说，“疗养院带来的，不光是好处。

物价涨了，以前一斤肉一毛，现在一毛两分。

房租涨了，以前一间屋一个月三毛，现在五毛。

那些沾不上光的，就更穷了。”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又沉重起来。

原来，哪怕在相对富裕的温泉村，贫富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因为新经济的出现，更加复杂，更加隐蔽。

“所以关键还是土地。”

林怀安总结道，“有地的，哪怕地少，至少能糊口。

没地的，就只能租地，交租子，给地主打工。

而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可怎么解决土地问题？”马凤乐擦擦眼泪，“把地主的土地分了？”

“分了，然后呢？”

苏清墨反问，“一家分几亩，还是不够。

而且，会种地吗？

有种子吗？

有农具吗？

遇上天灾怎么办？

生了病怎么办？”

“那就建工厂，让农民进城做工！”

马凤乐说。

“工厂在哪儿？

城里工厂本来就少，还要优先用城里人。

农民进城，住哪儿？

吃什么？

病了谁管？”

苏清墨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马凤乐答不上来，赌气地别过脸。

教室里一片沉默。

问题太大，太复杂，超出了这群学生的能力范围。

他们能看见问题，能记录问题，但怎么解决问题？不知道。

“其实，”

一直沉默的常少莲忽然开口，“李先生当年办温泉村，就是想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让农民不离开土地，也能有额外收入。

比如合作社，比如小买卖。

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能让一些人活下去，活得好一点。”

“可这不够。”

王伦轻声说，声音里透着无力，“今天我又去了刘大爷家，狗娃发烧了，烧得说胡话。刘大爷没钱请大夫，只能拿凉水擦。

我给了他两毛钱，让他去请大夫，他扑通就给我跪下了…两毛钱，就两毛钱…”

她说不下去了，捂着脸，肩膀微微颤抖。

林怀安想安慰她，但不知道说什么。

是啊，两毛钱，在北平不过是一碗面的钱，在这里，却能救命。

可这样的两毛钱，他们能给多少？

能救多少人？

就在这沉重的时刻，外面传来脚步声，接着是王崇义的声音：

“同学们，李先生来了。”

众人一愣，连忙起身。

门开了，王崇义引着一个人走进来。

那人五十来岁，穿着灰色长衫，戴着圆框眼镜，面容清癯，眼神温和，正是李石曾。

“李先生好！”

众人齐声问好。

“好，好。”

李石曾笑着摆摆手，“听说你们在这儿做社会调查，我特意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