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后来开了一家小超市。”苏砚的声音还在继续，“在城北一个老小区门口，卖烟酒饮料零食。生意不好不坏，够过日子。他每天早上去进货，晚上盘账，周末也不休息。有一年春节，我大学放寒假回家，去超市帮他看店。来了一个老头，买了两瓶二锅头，付钱的时候盯着我爸看了半天，忽然说——”

苏砚的手指微微收紧。

“他说，你不是苏总吗？”

陆时衍的心被什么东西轻轻揪了一下。

“我爸笑了笑，说，认错人了。老头又看了他几眼，嘟囔了一句‘真像’，拿着酒走了。我爸站在柜台后面，脸上的笑一直没掉。一直没掉。”

她把“一直没掉”这四个字说了两遍。

陆时衍听懂了。

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也见过那种笑。他妈被工厂裁员那年，提着东西去找老同事帮忙，进门的时候脸上挂着的那种笑。他爸被拖欠工资那年，大年三十坐在饭桌前，举着酒杯说“明年会好的”时候的那种笑。

那种笑不是笑。

是一种把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都咽下去之后，嘴角自动形成的弧度。它跟快乐没有关系，跟勇气也没有关系。它只是一种习惯。一种在生活面前保持体面的习惯。

“所以我不能让。”苏砚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但很清晰，“我父亲当年让了一步，然后让了第二步，第三步，最后让到了那间出租屋里。他不是不争，他是争不过。那些人比他狠，比他不要脸，比他懂规则。我不一样。我比他狠。”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骄傲，也没有愤怒。只是一种陈述。像在说“今天下雨了”或者“地铁晚点了”。

陆时衍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沙发很大，可以坐四个人。他们两个人坐在中间，中间隔着一只靠垫的距离。靠垫是灰色的，上面绣着一只白色的猫。猫的眼睛是两颗黑色的珠子，亮晶晶的，像是在偷听他们说话。

“你不比他狠。”陆时衍说。

苏砚转头看他。

“你比他难过。”

苏砚的手指动了动。

“狠的人不会记得那架钢琴。不会记得你爸翻你作业本。不会记得那个买二锅头的老头。你全都记得。记得清清楚楚，一个细节都不漏。这不是狠，这是——”

他停了一下。

“是怕。”

苏砚的嘴唇抿紧了。

“你怕你再让一步，又会回到那间出租屋。你怕你辛辛苦苦建起来的东西，又被人搬走。你怕有一天你也站在柜台后面，有人认出你来，说‘你不是苏总吗’，你只能说认错人了。你不是在跟导师斗，不是跟资本斗，你是在跟十二岁那年坐在台阶上看父亲扔掉香烟的自己斗。”

客厅里很安静。空调出风口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白纱被风吹起来，飘了一下，又落下去。

苏砚没有说话。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指很长，指甲剪得很短，涂着透明的护甲油。这双手敲过无数行代码，签过无数份文件，在凌晨三点的会议室里画过无数张架构图。此刻它们安静地搁在膝盖上，像两只飞累了停在枝头的鸟。

过了很久，她开口了。

“陆时衍。”

“嗯。”

“你呢？”

“我什么？”

“你怕什么？”

这回轮到陆时衍沉默了。

白纱又飘了一下。城市的灯光透过那层薄薄的纱，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影子。

“我怕来不及。”他终于说。

“来不及什么？”

“来不及证明他错了。”

他没有说“他”是谁，苏砚也没有问。他们都知道。那个在法学院课堂上说“法律是穷人的武器”的人。那个在毕业典礼上拍着他肩膀说“别给法大人丢脸”的人。那个在十年前签署了销毁证据文件的人。

“我进法学院的第一天，”陆时衍说，“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一个农民，因为一亩三分地被开发商强占了，打了三年官司。从县法院打到市法院，从市法院打到省高院。所有人都说他打不赢。他没有钱请律师，自己买了一本《民事诉讼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开庭的时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法庭上，把法条一条一条背出来。法官问他，你为什么要自己打官司。他说——”

陆时衍的声音微微发颤。

“他说，因为我相信法律。”

苏砚看着他。

“后来呢？”

“后来他赢了。开发商赔了他三万块。三万块，三年。算下来一个月八百块，还不够请律师的钱。他从法院出来，站在门口，对着那块牌匾鞠了一躬。我导师讲完这个案例，在讲台上站了很久。然后他说，同学们，这就是法律的意义。”

陆时衍的手指慢慢收紧，指节泛白。

“我那时候十八岁，坐在阶梯教室第三排，听得热血沸腾。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考进了法学院。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会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站在法庭上，替那些请不起律师的人说话，替那些背不出法条的人说话，替那些站在法院门口对着牌匾鞠躬的人说话。”

“后来我知道了真相。那个农民的故事，是他编的。没有那个案子，没有那个农民，没有那三万块。他只是需要一个能让十八岁的学生热血沸腾的故事。他讲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讲了几十年，讲了几百遍，讲到他自己可能都信了。”

他松开了手。

“我怕的是，他讲的那个故事，其实是真的。不是事实上的真，是别的地方的真。是在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真的有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农民，站在法庭上背法条，然后赢了。我怕的是，我再也找不到那个角落了。”

苏砚看着他。

他的侧脸在落地窗的逆光里，轮廓很分明。额头，鼻梁，嘴唇，下巴，线条硬朗，像刀削出来的。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和线条不搭。不是软弱，是一种藏得很深的疲惫。像是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路标都倒了，地图也湿了，但他还在走。不是因为他知道方向，是因为停下来比走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