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良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的肩膀微微松弛了一点——这个变化很细微，如果不是我一直盯着他在看，可能根本注意不到。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他的声音比昨天低了一些。

“你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是真心那么想的吗？”我问。

这个问题就像一把刀，直直地插进了林国良最不愿意面对的那个地方。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落在桌面某个虚无的点上，嘴唇微微动了动，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在监控室里看到这一幕的苏慧敏后来告诉我，她当时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是因为同情林国良，而是因为她第一次在一个被审查对象身上看到了那种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刻的、无法弥合的断裂感。

一个人和自己曾经的理想断裂之后，剩下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那时候……”林国良开口了，声音有些发涩，“我那时候确实是真心那么想的。”

“那后来呢？”我问。

“后来……”林国良停了一下，“后来就变了。”

他说“变了”这两个字的时候，语速很慢，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我注意到他的手放在了桌面上，五根手指微微张开，然后又慢慢握成了拳头。

我没有追问，而是安静地等着。

在谈话中，最难的不是问问题，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很多人耐不住沉默，对方一停下来就急着追问，结果把对方好不容易准备说出口的话又给逼了回去。沉默是有力量的，它会在你和对方之间创造一个无形的空间，那个空间里充满了压力和张力，迫使对方主动去打破它。

果然，十几秒之后，林国良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