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周海看了我一眼，微微摇头，示意我此时不宜硬抗。

我深知，在“加强党的领导”这面旗帜下，任何对具体操作层面的质疑，都可能被曲解为政治态度问题。韩志军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既然同志们普遍认为有必要优化，那我尊重常委会的意见。”我改变了策略，不再直接反对，而是转向细节，“我建议，在具体操作上是否可以更加细化？比如，明确财经领导小组审核的时限，或者对‘重大项目’的界定有一个更清晰的标准，避免范围过宽，影响一般性项目的推进效率。”

我希望通过设定明确的规则，来限制未来可能出现的随意性。

韩志军显然看出了我的意图，他笑了笑：“林别同志考虑得很周到。具体的操作细则，可以由市委办和市政府办会后共同研究制定，报市委审定。原则是先定下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嘛。”

他轻描淡写地将制定细则的权力也收归了“市委审定”，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操作空间。

“好，那就这么定。原则上通过这份修订草案，请市委办根据会上意见修改后，按程序印发。”韩志军一锤定音。

会议结束后，我面无表情地走出会议室。赵劲松跟在我身后，脸色铁青。

“市长，这……这以后我们政府还怎么干活？有点规模的项目都得先过他那关，他要是卡着不批，或者无限期‘研究’，我们岂不是寸步难行？”

回到办公室，我重重地坐在椅子上。规则的改变，比单纯的人事调整更为致命。它就像修改了游戏规则，让你过去熟悉的一切运作方式都失了效。韩志军不需要在每个具体项目上与我争吵，他只需要掌控住规则的解释权和流程的开关，就能让我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