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如，主管工业的副省长，或者省委政研室负责起草产业政策的人。如果他们能对你们的项目表示兴趣，甚至只是点名要看看，韩志军就很难一手遮天。”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我可以通过一些私人渠道，试着把你们项目的材料递上去，但不能保证效果，而且需要时间。”

“这就够了！沈墨，谢谢你！”我由衷地说。在四面楚歌之时，任何一点可能的希望都弥足珍贵。

“不用谢我。”她的声音带着一丝歉然，“可惜我现在回不去，不然可以通过报社做一篇深度调研，那样影响力会更大。”

“你照顾好伯父要紧。这边……我能应付。”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有信心。

挂断电话后，我心里踏实了一些。沈墨的回应像一道遥远的回音，虽然微弱，但证明我并非完全孤军奋战。

然而，我也清楚，这只是多条尝试路径中的一条，且不确定性很高。我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此。

接下来的几天，我让赵劲松亲自带队，进一步完善产业园的申报材料，做到数据翔实、亮点突出，随时准备抓住可能出现的机会。同时，我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省工信厅的一位老领导汇报了情况，争取他的理解和支持。

一周时间在焦灼的等待中过去。沈墨那边没有新的消息，省工信厅的老领导虽然表示同情，但也委婉表示，这涉及到地方党委的决策，他不好直接干预。

韩志军那边则动作频频。生态科技走廊的宣传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本地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其“日新月异”的进展，仿佛天州的未来已经全然系于此。那种被边缘化的窒息感，再次笼罩下来。

就在我感到希望渺茫时，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打来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