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辩护人，这已经超出了本案的范畴。”

“法官大人，”李娟的声音异常平静，却清晰地传到法庭的每个角落，“如果法律只看得见五千块的罚金，却看不见一个母亲为了省下一百块运费的彻夜计算；如果我们的规则只关心跨国企业的巨额利润是否合规，却不关心普通家庭的生存成本是否合理……那么它惩罚的，就不是违法，而是穷人的精打细算。”

话音落下，旁听席后方，传来压抑不住的低声啜泣。

几个同样年轻的母亲，悄悄摘下口罩，拿出手机，对着投影幕布上的那两张图，拍下了一张无声的合影。

当晚，李娟接到了市妇联一位副主任的电话，邀请她参加一场内部研讨会。

会议室里气氛严肃，一位资深法律顾问毫不客气地提出质疑：“李律师，我们敬佩你的勇气，但过度共情会影响专业判断。法律不是和稀泥。”

李娟没有辩解。她打开了另一份文件，播放了一段录音。

是阿健的声音。

那个曾经和陈景明同寝的重点大学毕业生，如今的网约车司机。

他的声音沙哑而疲惫，像被城市噪音打磨过无数遍的砂纸。

“……每天睁眼就是一千二的份子钱和充电费，老婆弟弟还在ICU躺着，一天一万。乘客在后座聊几千万的房子，我就在心里算，我这车，还能再撞几次护栏，才能换来一份不算骗保的保险金……”

录音结束，满室死寂。连最苛刻的顾问，都垂下了眼帘。

“我们这些制定规则、解释规则的人，”李娟轻声说，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有没有算过他们的账？有没有想过，我们笔下的一条线，就是他们头顶的一片天？”

散会后，那位副主任叫住了她，递过来一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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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过了，你的思路，正是我们需要的。”

文件是一份调令，上面写着：兹派李娟同志牵头，组建专项小组，负责起草《关于本市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体系的调研白皮书》。

同一片夜空下，陈景明正站在一台ATM机前，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

他戴着一双厚实的白色棉手套，不是为了防寒，而是为了隔绝。

当屏幕上跳出“请正视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的提示时，他深吸一口气，发动了那个他刚刚掌握的、以自残为代价的能力。

“我不是陈景明。我不属于任何银行账户。我只是一个幽灵。”

他将全部意念集中于抹去自我身份的定义。

右手食指传来一阵被液氮灼烧般的剧痛，指甲盖的青紫色又加深了一层。

屏幕上的识别框闪烁了几下，最终跳出一行绿字：“身份验证异常，转为密码登录。”

成功了。

他避开了系统后台那个将他标记为【失信高危户】的红色警报。

屏幕幽暗的光映出他憔悴的脸，恍惚间，那张脸渐渐模糊，幻化成另一个影像——一个赤着脚踩在收割后麦茬地上的黑瘦少年，是“狗剩”。

他正从滚烫的草灰里刨出半块烤红薯，烫得左右手来回倒腾，脸上却笑开了花。

陈景明输入密码的手指，停顿了一秒。

他忽然对着冰冷的机器屏幕，无声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