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通考公”的“硬核写作日常”:把“卷”刻进DNA里
如果说现在的“学术卷王”是“凌晨三点还在改论文”,那马端临绝对是“古代卷王天花板”——他写《文献通考》的日常,用“硬核”两个字来形容都不够。
首先是“资料收集”环节,现在的学者找文献,打开知网、万方,鼠标一点就能下载,马端临可没这条件。他要找的资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有的在朋友家的藏书楼里,有的在寺庙的藏经阁里,有的甚至在民间老秀才的手里。为了找一本失传的《宋会要》残卷,他曾骑着毛驴跑了三百多里路,路上遇到土匪,把他的行李都抢了,他愣是抱着怀里的几卷手抄本,徒步走回了家。到家的时候,衣服破了,脚磨出了血泡,但他第一件事不是包扎伤口,而是先检查手抄本有没有损坏。
有一次,他听说临安城里有个老书商手里有一本《五代会要》的孤本,赶紧带着自己写的几篇考证文章去换。老书商一开始不乐意,说:“我这书可是宝贝,你那几篇文章值多少钱?”马端临没放弃,跟老书商聊了三天三夜,从五代的官制聊到南宋的税法,把老书商说得心服口服:“小伙子,你对典章制度的理解比我深多了,这书给你,我放心。”
资料收集够了,接下来就是“写作”环节。马端临的写作习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迫症晚期”——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洗漱完就坐在书桌前,一笔一划地写,中间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不挪窝。他写字有个规矩:只要写错一个字,哪怕整页快写完了,也要重新写,绝不涂改。他说:“这书是给后人看的,我要是写得乱七八糟,后人怎么读?这是对读者的不尊重。”
那时候没有电灯,晚上写作全靠油灯。马端临的妻子心疼他,劝他:“晚上别写太晚了,油灯费钱不说,伤眼睛。”马端临总是说:“没事,我再写一会儿,这一段马上就写完了。”有时候写得入迷,油灯烧完了,他就借着月光继续写,直到眼睛实在看不清了才罢休。时间长了,他的眼睛近视得厉害,看东西都要眯着眼,家里人都笑他:“你这是把眼睛‘捐’给《文献通考》了。”
更“卷”的是“考证”环节。马端临写每一条制度,都要找至少三种不同的史料来印证。比如写北宋的“两税法”,他不仅查了《宋史·食货志》,还找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苏辙的《栾城集》,甚至还有当时地方官的奏疏。要是发现史料之间有矛盾,他就会像个“侦探”一样,一点点梳理时间线,分析原因,直到把矛盾解开。
有一次,他写南宋的“科举制度”,发现《宋史》里说“南宋后期科举取士人数比北宋少”,但他在一本地方史里看到“南宋后期某州一次就取了五十多个进士”,这跟《宋史》的记载不一样。为了弄明白这件事,他跑遍了附近的几个州,找了十几本地方史,最后才发现:《宋史》说的是“全国总人数”,而地方史说的是“单个州的人数”,因为南宋后期疆域变小,州的数量少了,所以单个州的取士人数多了,但全国总人数确实比北宋少。弄明白之后,马端临高兴得像个孩子,赶紧把这个发现写进书里,还在旁边加了一句批注:“治学如破案,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就这样,马端临从二十多岁写到五十多岁,整整二十多年,每天都在“找资料、写、考证”的循环里度过。有人问他:“你写这书这么辛苦,图啥啊?”马端临想了想,说:“我就想给后人留一本有用的书,让他们想了解典章制度的时候,不用再像我当年那样到处找书、到处考证。要是能做到这一点,我再辛苦也值了。”
这时候的马端临,虽然还没正式出版《文献通考》,但“马通考”的雅号已经在学术界传开了。大家一提到他,就会说:“哦,就是那个写《文献通考》的‘通考公’啊!”马端临对这个雅号也不反感,他说:“只要我的书能帮到别人,叫我‘通考公’也挺好。”
第四章 《文献通考》横空出世:一部书撑起一个“雅号”
元朝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十多岁的马端临终于完成了《文献通考》的写作。这部书一共348卷,分成24门,从“田赋”“钱币”到“选举”“职官”,再到“乐”“兵”“刑”,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典章制度,时间跨度从上古一直到南宋末年。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部“三千年制度史百科全书”,而且是“带考证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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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刚写完的时候,马端临自己都不敢相信——他把书稿堆在书房里,足足堆了半间屋子,他蹲在书稿前,摸了摸封面,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二十多年了,你终于‘出生’了。”
后来,有人把《文献通考》的书稿送给了元朝的礼部尚书,礼部尚书看完之后,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赶紧上报给元武宗。元武宗看完也觉得这部书太珍贵了,下令把书稿送到国子监(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最高学府”),让国子监组织人抄写,然后刻板印刷,在全国发行。
《文献通考》一出版,就成了“爆款书”——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做学问的,都争着买,一时间“洛阳纸贵”。有个当官的看完之后,专门写信给马端临:“我以前处理政务的时候,总搞不懂前朝的制度,现在看了您的《通考》,一下子就明白了。您这书,简直是‘为官指南’啊!”还有个学者说:“以前读史书,总觉得制度部分太零散,现在有了《通考》,按门类查,又清楚又准确,您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这时候,“马通考”的雅号彻底“坐实”了——不管是官员还是学者,见到马端临,都恭敬地称呼他“通考公”,没人再叫他的本名。甚至有人说:“杜佑写了《通典》,叫‘杜通典’;马端临写了《通考》,就该叫‘马通考’,这是史学界的‘两大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