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想干什么？”她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喊道，声音带着哭腔。黑伞静静地立在那里，伞面微微晃动，像是在无声地回应。

更可怕的是那个黑裙女人开始频繁出现在她的梦里。有时是在公司的卫生间镜子里，有时是在地铁的玻璃窗上，每次都举着那根断了的伞骨，重复着那句“还我骨头”。莫梓宁的精神越来越差，黑眼圈重得像烟熏妆，上班时频频走神，连邱柏递过来的文件都接不住。

“你最近怎么了？”邱柏关切地问，“脸色好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我没事。”她避开对方的目光，指尖无意识地抠着办公桌边缘，那里不知何时沾了点黑色的污渍，怎么擦都擦不掉。

周五晚上，莫梓宁加完班已经十点多了。她走出写字楼，发现外面下起了小雨，细密的雨丝在路灯下织成金色的网。刚要打开手机叫车，身后突然传来“啪”的一声——那把黑伞又自己撑开了，稳稳地悬在她头顶。

她吓得后退一步，伞却像长了眼睛似的跟着往前挪。雨珠打在伞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伞骨的断口处渗出更多的黏液，顺着伞面往下淌，滴在她的手背上。冰凉的触感让她浑身一颤，抬头时突然看见伞面内侧映出个模糊的影子——穿黑裙的女人就站在她身后，没有五官的脸贴着伞面，嘴角的红缝咧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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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她尖叫着把伞扔在地上，转身就跑。高跟鞋在湿滑的路面上崴了一下，她顾不上疼，跌跌撞撞地冲进地铁站。直到列车呼啸着进站，她才靠在柱子上大口喘气，手背上的黏液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片淡淡的青痕。

回到家，莫梓宁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用椅子抵住房门，又找来胶带把门窗的缝隙都封死。她缩在被子里，抱着膝盖发抖，客厅里却传来“咚、咚”的声音，像是有人在用什么东西敲地板。

声音越来越近，从客厅到玄关，再到卧室门口。

“还我骨头。”

女人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带着潮湿的水汽。莫梓宁捂住耳朵，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忽然想起那个卖伞的老太太。她哆哆嗦嗦地翻出手机，想找付款记录里的联系方式，却发现那天的转账记录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聊天列表里也找不到任何关于旧货摊的信息，仿佛那十五块钱和那把伞，都是她凭空想象出来的。

“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