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啊？”一位年迈的村民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才缓缓说道，“我记得他，小时候挺调皮的，十几岁就出去打工了，再也没回来过。他家里的老人，早就不在了，也没有什么亲戚在村里，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过得怎么样。”
排查杨林的线索，再次中断了。就在侦查员准备将杨林暂时排除在嫌疑范围之外的时候，一条网上的消息，让这起沉寂多日的命案，出现了惊天转机。
侦查员在浏览成都本地新闻的时候，看到了一条报道：2012年2月2号上午10点多钟，也就是李建国遇害后的第17天，一个中年男子，从成都市一家酒店的21楼坠落，砸在了楼下的一辆汽车上，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报道中还提到，这个坠楼身亡的中年男子，名叫杨林。
这个杨林，会不会就是他们一直在追查的那个杨林？他为什么会突然坠楼身亡？是自杀，还是他杀？这和李建国的命案，有没有关联？
专案组立刻和成都警方取得了联系，请求协助核实。经过成都警方的核实，这个坠楼身亡的杨林，正是他们一直在追查的那个杨林，中江县人，45岁，曾经是陆家良工厂的货车司机，和李建国是同事。
一个重点嫌疑人，在警方追查他的时候，突然坠楼身亡，这也太蹊跷了。所有人都明白，杨林的死，绝对不会那么简单，一定和李建国的命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成都警方对杨林的坠楼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杨林是从酒店的21楼坠落的，坠落时，先是被楼下的一棵树挡了一下，减缓了下落的速度，随后砸在了一辆停在楼下的轿车车顶上，又滚落到地面，当场就失去了意识，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在杨林的房间里，警方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短短三行字，算是一封简易的遗书：“生活的压力太大了，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我对不起爱我的人，也对不起我爱的人。”
从这张纸条来看，杨林似乎是自杀。可侦查员却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杨林真的是因为生活压力大而自杀，为什么要特意跑到成都市区的酒店里跳楼？他的家不在成都市区，就算要自杀，也应该选择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而不是跑到一个陌生的酒店。
更可疑的是，杨林的生活，并不像他遗书中写的那样“压力太大”。侦查员找到了杨林的表弟蓝安乐，向他了解杨林的情况。
蓝安乐说，他表哥杨林脑子很活络，很能吃苦，自从十几岁从老家出来打工后，就一直很努力。刚开始，他在陆家良的床上用品厂当货车司机，后来离职后，就在成都市区开出租车，收入一直不错，几年前，还在成都郊区买了一套房子，儿子已经20多岁了，也参加了工作，爱人也在成都打工，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过得安稳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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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哥怎么可能自杀？”蓝安乐一脸不解，“他儿子都工作了，没什么负担，平时性格也很开朗，从来没说过生活压力大，也没说过不想活的话。他怎么会突然跳楼呢？”
蓝安乐的话，更加坚定了侦查员的判断：杨林的自杀，背后一定有隐情，很可能和李建国的命案有关，他或许是因为害怕事情败露，才选择自杀，以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成都警方再次对杨林的坠楼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察，调取了酒店的监控录像，对杨林的尸体进行了重新尸检。监控录像显示，杨林是案发前一天晚上独自入住酒店的，入住后，没有任何外人进出过他的房间，房间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尸检结果也显示，杨林身上，除了坠楼造成的伤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伤痕，也没有中毒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经过笔迹鉴定，杨林房间里的那张遗书，确实是他本人的笔迹。综合所有的证据，成都警方最终排除了他杀的可能，认定杨林是自杀。
虽然杨林被认定为自杀，但专案组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调查，他毕竟是和李建国命案高度相关的嫌疑人，而且他的自杀，太过蹊跷。侦查员提取了杨林的血样，送到实验室，和之前在李建国面包车上提取到的陌生男子DNA样本，进行了比对。
比对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杨林的DNA，和面包车上提取到的陌生男子DNA，完全吻合。
这个结果，直接证明了，杨林曾经开过李建国的车，他就是这起命案的凶手之一！
专案组立刻加大了对杨林的调查力度，通过调取杨林的通话记录、行踪轨迹，发现了一个新的疑点：在案发前后，杨林和他的表弟蓝安乐，联系得异常频繁，而且在李建国遇害的当天，杨林和蓝安乐，一起去过三台县。
蓝安乐，会不会也是凶手之一？他是不是和杨林一起，杀害了李建国？
侦查员立刻找到了蓝安乐，对他进行了审讯。面对侦查员出示的证据，蓝安乐一开始还试图狡辩，否认自己和这起命案有关，但在侦查员的反复审讯和强大的心理攻势下，蓝安乐终于崩溃了，如实交代了自己和表哥杨林，一起杀害李建国的犯罪事实。
蓝安乐说，2011年10月份的时候，表哥杨林找到了他，神色慌张地对他说，有一个人，对他的威胁很大，如果不杀掉这个人，他以后就没法安心过日子，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一开始，蓝安乐并不同意，他知道杀人是犯法的，一旦被抓，就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可杨林却反复劝说他，说只要杀了那个人，就能一劳永逸，还承诺会给她一笔钱，让他以后的日子好过一点。在杨林的反复劝说和诱惑下，蓝安乐最终动了心，答应帮杨林一起杀人。
为了顺利实施作案，杨林提前来到三台县踩点，熟悉了三台县到盐亭县的路线，还特意在三台县长途汽车站附近的报刊亭，买了一张非实名的电话卡，用于联系李建国。
2012年1月15号下午，杨林和蓝安乐一起，来到了盐亭县城。杨林用那张新买的电话卡，给李建国打了一个叫车电话，谎称要从三台县城去盐亭，出价爽快，引诱李建国接单。
李建国接到电话后，很快就赶到了约定的地点，看到是曾经的同事杨林，并没有任何防备，热情地招呼他上车。杨林坐进了副驾驶，蓝安乐则坐在了后座，两人假装是普通的乘客，和李建国有说有笑，聊着以前在工厂打工的日子，让李建国放松了警惕。
当天晚上7点多，天已经完全黑了，正是大冬天，寒风呼啸，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当李建国开车行驶到三台县郊外一条偏僻的公路上时，杨林突然说要下车上厕所，让李建国把车停下。
李建国没有多想，立刻停下了车。可他刚把车停稳，坐在副驾驶的杨林，就突然从包里掏出一块砖头，朝着李建国的面部猛砸过去。李建国来不及反应，面部被狠狠砸中，瞬间感到一阵剧痛，头晕目眩，想要反抗，可坐在后座的蓝安乐，已经迅速掏出一根事先准备好的绳索，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
蓝安乐回忆说，李建国的脖子被勒住之后，拼命地挣扎，双腿乱蹬，双手想要去拉扯绳索，可杨林死死按住了他的双手，不让他反抗。没过多久，李建国就晕了过去。
可杨林还是不放心，担心李建国没有死透，又从蓝安乐手里拿过绳索，绕着李建国的脖子，再次用力勒了一分多钟，直到确认李建国已经没有了呼吸，才停下手来。
杀人之后，两人慌慌张张地把李建国的尸体抬下车，扔到了附近的公路护坡底下，又把面包车里沾染血迹的脚垫拿下来，和尸体放在一起，试图掩盖现场痕迹。随后，杨林开着李建国的面包车，带着蓝安乐，回到了三台县城，把车辆遗弃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三台县，返回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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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安乐还说，他和杨林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平时都在成都打工，他之所以答应帮杨林杀人，就是因为杨林是他的表哥，他不好意思拒绝，而且杨林还承诺会给她一笔钱。至于杨林和李建国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他也不知道，杨林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他只知道，杨林说李建国“威胁很大”，不杀他，自己就活不了。
现在，杨林已经自杀，蓝安乐也被警方抓获，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专案组的面前：杨林和李建国，充其量只是曾经的同事，分开已经两年多了，而且李建国为人老实本分，从来没有与人结仇，他怎么可能对杨林造成“很大的威胁”？杨林杀人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
专案组认为，杨林的背后，一定还有人在指使他，否则，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杀害李建国。而这个幕后指使者，很可能就是他们之前排查过的，陆家良。
虽然之前陆家良有不在场证明，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但侦查员始终觉得，陆家良和这起命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林曾经是他的司机，他对杨林有恩，而且杨林在案发前一个月，突然和陆家良联系得异常频繁，这显然不是巧合。
更重要的是，之前陆家良在接受警方询问时，曾明确表示，自己和杨林已经没有联系了，但侦查员调取的通话记录显示，在案发前一个月，两人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联系十分密切。陆家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他在隐瞒什么？
专案组立刻再次传唤了陆家良。这一次，面对侦查员出示的证据，杨林的DNA比对结果、杨林和蓝安乐的作案供述、杨林和他的通话记录，陆家良再也无法掩饰，终于低下了头，如实交代了自己幕后指使杨林杀害李建国的犯罪事实。
陆家良说，他之所以要杀害李建国，一开始是因为被李建国和谢荣“设局敲诈”，后来，则是因为他想和谢荣在一起，被谢荣拒绝后，心生怨恨，才决定痛下杀手。
陆家良供述，2009年4月份，谢荣主动引诱他，两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可他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谢荣和李建国设下的一个局：两人发生关系后，李建国就立刻找上门来，拿着两人的亲密照片（谢荣事先偷偷拍下的），威胁他，要求他出钱摆平这件事，否则，就把这件事公之于众，让他身败名裂。
陆家良当时很害怕，他在浙江老家有妻子和孩子，而且在成都开工厂，身家不菲，他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于是，就被迫给了李建国和谢荣3万块钱，希望能息事宁人。
可他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李建国和谢荣，就以这件事为要挟，陆陆续续地向他索要了十几万块钱。每次李建国打电话给他，都是以曝光这件事相威胁，让他不堪其扰，也让他感到越来越害怕。
2011年10月份的一天，陆家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遇到了曾经的司机杨林。杨林在他厂里打工的时候，他对杨林很关照，杨林一直很感激他。两人聊天的时候，陆家良无意间说起了自己被李建国和谢荣敲诈的事情，语气中充满了无奈和愤怒。
杨林听了之后，立刻表示，愿意帮他“摆平”这件事，还说，只要杀了李建国，就再也没有人能威胁他了。陆家良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他知道杀人是犯法的，但一想到自己被李建国和谢荣反复敲诈，想到这件事一旦曝光，自己就会身败名裂，他就下定了决心，答应给杨林20万块钱，让他杀害李建国，以绝后患。
就这样，在陆家良的指使下，杨林找到了自己的表弟蓝安乐，两人经过精心谋划，最终实施了杀人计划，杀害了李建国。
可陆家良的这个说法，很快就被谢荣否认了。谢荣说，自己和陆家良的婚外情，并不是她和李建国设下的局，她也从来没有和李建国一起，敲诈过陆家良。
谢荣说，她和陆家良在一起，是因为自己对李建国感到寒心，是真心喜欢陆家良，并不是为了钱。两人在一起期间，陆家良确实给过她一些钱，但都是用于日常开销，她从来没有主动向陆家良索要过钱，唯一一次，是陆家良以她身体不好、需要看病为由，给了她1万块钱，她也只是收下用于调理身体，根本不存在“敲诈”一说。至于李建国，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和陆家良的婚外情，更不可能和她一起设局敲诈陆家良，李建国虽然一心想要儿子，但对她一直很信任，从来没有怀疑过她。
一边是陆家良的“被敲诈”供述，一边是谢荣的极力否认，到底谁在撒谎？专案组立刻展开了针对性核查，调取了陆家良、李建国、谢荣三人的银行流水、通话记录，走访了当年加工厂的老员工，试图找到“敲诈”的证据。可经过多日的排查，警方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李建国和谢荣曾向陆家良索要过钱财：没有大额转账记录，没有威胁性的通话录音，也没有任何员工听说过“敲诈”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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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警方发现，陆家良在案发前几年，确实有多次向谢荣的银行卡转账的记录，但金额都不大，多则几千元，少则几百元，且转账时间大多是谢荣声称身体不适、需要用钱的时候，更像是自愿赠予，而非被敲诈后的被迫支付。除此之外，警方也没有找到陆家良所说的“亲密照片”，谢荣也否认自己拍摄过此类照片，种种证据表明，陆家良的“被敲诈”说法，很可能是假的。
在警方的再次审讯和铁证面前，陆家良终于松了口，承认自己编造了“被敲诈”的谎言。他坦言，自己从一开始就对谢荣动了真心，想要和谢荣长久在一起，甚至想过和浙江老家的妻子离婚，娶谢荣为妻。可当他向谢荣提出这个想法时，谢荣却明确拒绝了，她说自己虽然对李建国感到寒心，但不想彻底毁掉自己的家庭，不想让年幼的女儿受到伤害，只想和陆家良断绝关系，回归家庭。
被谢荣拒绝后，陆家良心生怨恨，他觉得自己为谢荣付出了那么多，不仅花了钱，还投入了感情，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更让他担心的是，谢荣一旦回归家庭，万一哪天不小心泄露了两人的婚外情，自己的家庭、事业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思来想去，他觉得只有除掉李建国，才能彻底断绝谢荣的念想，也才能永绝后患，于是便找到了对自己心怀感激的杨林，重金指使他杀害李建国。
至于他为什么编造“被敲诈”的谎言，陆家良说，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让自己的杀人行为看起来“情有可原”，试图博取警方的同情，逃避法律的严惩。可他没想到，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在警方的细致排查下，所有的伪装都被一一戳破，真相最终水落石出。
至此，这起轰动三台县的命案，终于真相大白。这起案件的背后，没有深仇大恨，没有谋财害命，只有婚外情引发的贪婪、怨恨与疯狂：陆家良因得不到谢荣而心生杀意，杨林为了钱财和所谓的“恩情”铤而走险，蓝安乐因亲情诱惑参与作案，最终酿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案件审理过程中，蓝安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因犯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陆家良作为幕后指使，策划并出资教唆他人杀人，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林因已自杀，依法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谢荣，虽然没有参与杀人，也没有敲诈陆家良，但她的婚外情，无疑是这起悲剧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