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论让所有的办案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个人，两年，跨两座直辖市，作案七十多起，受害人全部是未成年的小女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人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意味着他每次作案都是精心策划的，意味着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并且对此毫无悔意。

根据数十名受害者的描述，警方拼凑出了这个恶魔的大致样貌：男，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身高一米七左右，偏瘦，长脸，左脸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喜欢穿灰色西服，头发经常乱蓬蓬的，骑一辆绿色的二八自行车，操河北口音。

这些特征，每一个办案民警都背得滚瓜烂熟，刻进了脑子里。

市局领导在动员会上拍了桌子：“这个人，必须抓住！谁抓住了，重奖！破不了案，谁也别想过安生日子！”

警方曾经尝试主动出击。通过对所有案件的发案时间和地点进行梳理分析，侦查员们发现了一个规律：最初案发集中在宣武和丰台等南城区域，后来逐渐向北向东蔓延，进入了朝阳、海淀和西城。

这说明什么？说明罪犯很可能不是本地人。如果是本地人，他的作案半径应该是相对固定的，不太可能出现这种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无序跳跃。这种跳跃式的作案轨迹，更像是一个外来人员每次进入北京后随机选择目标的结果。

警方判断：罪犯应该是外地人，很有可能是乘坐长途汽车到木樨园长途客运站，然后再换乘市内公交伺机作案。

顺着这条思路，侦查员们跑到廊坊、跑到天津、跑到保定，把沿途所有的长途客运站都摸了一遍，走访了上百名司机和售票员，拿着嫌疑人的模拟画像一个个地问：“见过这个人没有？”

答案是清一色的摇头。

线索又断了。

后来，在黄寺地区发生的两起案件中，警方终于捞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有目击者证实，在案发时间段内，看见一名穿着拖鞋、骑着自行车的男青年两次出现在现场附近。那辆自行车上好像还挂着一袋肉馅，像是刚从菜市场出来的样子。

穿拖鞋，骑自行车，还带着肉馅，这不像是一个从外地流窜来的人。外地来作案的人，谁会穿着拖鞋骑自行车满街跑？谁会作案之前先去菜市场买肉馅？

这应该是个本地人，或者至少是个在北京有固定住所的人。

这条线索让侦查员们兴奋了一阵子。他们围绕黄寺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摸排，对周边几个居委会的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挨家挨户地核对，对所有符合体貌特征的年轻男性逐一登记造册。

然而，兴奋过后的依然是失望。

几百号人摸了一遍，愣是没找到那个左脸颊有疤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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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所有的主动出击都以失败告终。警方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最笨、最原始、也是最无奈的办法上，

蹲守。

从1994年秋天开始，宣武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抽调了二十多名精干的侦查员，化整为零，撒在了辖区内几个重点区域的大街小巷里。这些人穿着便衣，有的扮成修自行车的，有的扮成卖报纸的，有的就干脆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眼睛却始终像鹰一样扫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一天，两天，三天。

一周，两周，三周。

秋天的叶子从绿变黄，从黄变枯，一片一片地落下来，铺满了胡同里的青石板路。侦查员们的眼睛熬红了，鞋子磨破了，烟抽了一条又一条，可那个左脸颊上有疤痕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

有人开始动摇了：“会不会是人已经跑了？”

“会不会是画像画得不像，本人根本不是那个样子的？”

“会不会是已经在外地被抓了，那边没跟咱们通报？”

带队的刑警大队长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蹲。上面说了，蹲不到人不许撤。”

于是继续蹲。

1994年11月2日，星期四。

北京的天黑得越来越早了。下午四点多钟，太阳就已经偏西了，光线变得昏黄而柔和，把宣武区那些老旧的楼房和胡同罩上了一层温暖的颜色。街上的行人行色匆匆，赶着回家做晚饭的，赶着去学校接孩子的，赶着去菜市场抢最后一把便宜菜的。

宣武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老侦查员沈凤鸣，这天下午蹲守在旧市府大楼煤气站附近。

老沈那年四十六岁，干刑警快二十年了，是队里出了名的“鹰眼”，认人准，记性好，凡是他过过一眼的嫌疑人，隔了半年在街上碰上都能认出来。这些年他亲手抓过的犯罪分子少说也有上百号，什么样的狡猾人物没见过？

可这个案子，还是让他觉得心里头堵得慌。

七十多个小女孩啊。老沈自己也有个闺女，那年刚上初中。每次看到案卷里那些受害者的描述，他都觉得有一把钝刀子在心口上一下一下地拉。他不敢跟媳妇说太多案子的事，怕她害怕，更怕闺女害怕。可他自己知道，这个案子一天不破，他一天睡不着觉。

他从早上八点就出来了，这会儿已经在煤气站附近转悠了八个多小时。中午就着冷风啃了两个烧饼，喝了一壶凉茶，这会儿嘴里头干得发苦。他摸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很快就被秋风吹散了。

就在这时候，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

前方大约三十米的地方，一个骑自行车的男青年正慢悠悠地从东边过来。灰色的西服，绿色的二八自行车，中分的头发，左脸颊上，

一道疤。

老沈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像是被人用拳头狠狠地捶了一记。他的手微微发抖，但脸上的表情纹丝未动，甚至还不紧不慢地又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了。

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慢慢朝那个男青年的方向走过去。脚步不急不缓，目光也不直直地盯着看，而是用余光锁定着那个灰色的影子。

越来越近了。

三十米，二十米，十五米。

老沈看清楚了。灰色西服，皱巴巴的，袖口磨得发白，扣子掉了两颗也没缝上。头发乱蓬蓬的，像是早上起来就没梳过。左脸颊那道疤从颧骨一直延伸到下颌，大概有两三厘米长，微微凸起，是那种陈旧性疤痕。二八自行车很旧，车架上锈迹斑斑，但骑起来一点儿声响都没有，可见链条上得很紧，保养得仔细。

体貌特征和嫌疑人画像几乎一模一样。

老沈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他的脚步依然不紧不慢，甚至还低头又摸出一根烟来点上，若无其事地吐了个烟圈。

那个男青年在煤气站附近转了两圈，东张西望的，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他的目光在一些居民楼的单元门口停留了几秒钟，又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似乎什么都没找到，调转车头，蹬着车子往北边去了。

说时迟那时快。

老沈把烟头往地上一扔，三步并作两步跨上自己的自行车，猛蹬了几下追了上去。两辆自行车之间的距离在迅速缩短，十米，五米，三米，

“站住！”

老沈一声暴喝，声音在寂静的胡同里炸开，像一颗闷雷。

“我是公安局的！”

那个男青年的后背明显僵了一下。他猛地转过头来，看见了身后追上来的老沈，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那一瞬间的眼神，老沈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不是普通人的惊慌，而是野兽被逼到绝路时才会露出的、那种混杂着恐惧和凶残的光芒。

男青年猛地一蹬脚蹬子，自行车“嗖”地窜了出去，疯了一样地往前跑。

跑？你能跑哪儿去？

老沈把腰一伏，两条腿像活塞一样疯狂地蹬着踏板，链条“哗啦啦”地响着。他在这条街上蹲了快一个月了，哪条路通哪、哪有岔口，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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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辆自行车在胡同里展开了生死追逐。车轮碾过柏油路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路边的行人被吓得纷纷躲闪。有一个大妈正提着一篮子菜过马路，被男青年的自行车擦着衣角冲过去，吓得“哎哟”一声，菜篮子掉在地上，西红柿滚了一地。

老沈紧咬着不放，前方是一个丁字路口，他提前预判了对方的路线，猛地加速从内道切了过去。前轮超过了男青年的后轮，紧接着车把猛地一别，

“咣当！”

两声几乎连在一起的巨响，两辆自行车同时摔了出去，在水泥路面上滑出去好几米远，火星四溅。老沈在自行车倒地的瞬间就松了手，整个人顺势往前一扑，借着惯性一个鱼跃，不偏不倚地扑倒在了那个男青年的身上。

两个人在地上扭打在了一起。

那个男青年的力气大得出奇，像一头被激怒的野猪，拼命地挣扎着。他一肘子顶在老沈的胸口上，老沈闷哼一声，但手上的劲儿一点都没松。他的右手死死地扣住男青年的左手腕，左膝压住对方的大腿，整个人像一块牛皮糖一样黏在了对方身上。

“来人！在这儿呢！”老沈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话音刚落，四面八方的胡同口里，像变戏法一样冒出了好几个人影。有穿夹克的，有穿工作服的，还有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全是宣武分局刑警大队的便衣侦查员。他们在这片区域已经蹲了将近一个月，彼此之间的配合早就形成了默契。

几秒钟的工夫，五六个人就围了上来，七手八脚地把那个男青年摁在了地上。

“别动！老实点！”

“把手背过来！”

“铐上！”

冰凉的金属手铐“咔嗒”一声扣在手腕上，男青年的挣扎终于停止了。他趴在地上，脸贴着冰凉的水泥路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灰西服上沾满了灰土和落叶。

老沈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弯腰看了看这个被他追了整整三条胡同才逮住的人。

左脸颊上那道疤，在暮色里看得更清楚了。

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胸口那块压了将近两年的石头，终于松动了一点。

经过简单的现场询问，警方得知这个人叫马红艳，二十八岁，河北廊坊人。他说自己是来北京找工作的，刚才骑车路过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追他。

“找工作？你这身行头是来找工作的？”一个年轻侦查员冷笑了一声，“找工作你东张西望看什么呢？”

马红艳不说话了，低着脑袋，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

他被带回了宣武公安分局的审讯室。

那间审讯室不大，十几平方米，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墙上刷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日光灯管发出惨白色的光，照在马红艳灰败的脸上，让他看上去像一具失去了灵魂的躯壳。

马红艳坐在那把固定的铁椅子上，手铐已经解开了，但椅子扶手上的铁环还扣着他的手腕。他一坐下来就开始抖腿，左腿抖完右腿抖，像是在催着什么似的。

审讯的警官坐下来，不紧不慢地问：“叫什么名字？”

“马红艳。”

“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