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秋天，父母托遍关系，塞了两条红塔山香烟，才把她送进那家香港老板投资的纺织厂。进厂那天，董杨玲穿着新买的的确良衬衫，站在挂着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牌子的厂门口，觉得自己成了 上等人。

那时的纺织厂，是无数姑娘挤破头想进的地方。车间里的织布机轰隆隆转着，雪白的棉纱从锭子上垂下来，像瀑布一样好看。厂里管饭，每月工资能攒下三十多块，逢年过节还有福利票 —— 这在物资匮乏的九十年代初，是顶体面的营生。

可董杨玲没干多久，就露出了本性。她嫌挡车工要站着干活，故意把棉纱接错线头，让整条生产线的布都成了废品；她见不得别人饭盒里有肉，趁人不注意就把辣酱倒进别人饭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总在下班时往口袋里塞棉纱，起初是边角料，后来竟敢把整捆的晴纶纱藏在棉袄里往外带。

那纱线细软得很，能织毛衣， 她后来跟同监室的人说，厂里那么多，少点没人发现。

工友们忍无可忍，联名去找厂长。厂长是个戴眼镜的香港人，看着斯文，脾气却爆。他把董杨玲叫到办公室，指着桌上的考勤本骂：你看看！这个月你偷的纱，够织五十件毛衣了！

董杨玲梗着脖子顶嘴：我织出来的，凭什么不能拿？

你这是偷！ 厂长气得抓起桌上的搪瓷杯就砸在地上，明天不用来了！

1993 年 12 月 12 日傍晚，董杨玲摔门而出时，棉袄口袋里还揣着半截没吃完的萝卜干。她听见车间里传来一阵哄笑，那些曾经被她刁难的女工，此刻正隔着窗户朝她撇嘴。

那晚她没回家，在江边的天桥上坐了半宿。江风把她的脸吹得通红，心里的火气却越烧越旺：你们笑我？我让你们笑个够！

凌晨三点半，她揣着一盒火柴，绕到纺织厂后门。门卫室的老头在打盹，她顺着围墙根溜到仓库，那里堆着刚生产出来的晴纶纱，白花花的像一座座小山。她划燃火柴时，手有点抖，可一想到白天厂长的骂声和工友的哄笑，就把火柴狠狠扔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