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五

从己未年（公元299年）到庚申年（公元300年），共两年。

** 元康九年（己未，公元299年）**

1. 春季，正月，孟观在中亭（胡三省注：《水经注》记载，扶风美阳县有中亭水，也叫中亭川，在美阳县西 ）大破氐族军队，抓获了齐万年。

2. 太子洗马（胡三省注：太子洗马，是太子的属官 ）陈留人江统认为，戎族和狄族扰乱中原，应该尽早杜绝这种情况的根源，于是写了《徙戎论》来警示朝廷。他说：“夷、蛮、戎、狄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在远方的荒蛮之地（《周礼》记载：九州之外，称为蕃国，指的就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国语》说：蛮、夷处于要服，戎、狄处于荒服。韦昭注释说：要服，就是通过订立盟约，使他们诚心归服。荒服，是说他们地处荒远，行踪不定。）。大禹平定九州后，西戎就已经归顺（孔安国说：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的各族，都已经得到安置。班固说：“即叙”，就是使他们归顺并加以安置 ）。但他们生性贪婪，凶悍残忍，没有仁爱之心。在四夷当中，戎、狄最为突出，他们势力弱的时候就畏惧服从，势力强的时候就会侵扰反叛。当他们强大时，像汉高祖刘邦就曾被困在白登，汉文帝也曾驻军霸上以防御他们；而当他们势力衰弱时，像汉元帝、汉成帝时期，匈奴单于就曾入朝称臣。这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有道的君主治理夷、狄，只有做好防备，用常规的方法抵御他们。即便他们前来叩首进贡（《周礼》记载：蕃国每世朝见一次天子，各自带着本国珍贵的宝物作为礼物。），边城也不能放松守备（汉元帝时，匈奴单于请求撤销边塞的守备，侯应认为不可以，这就是所说的不放松守备 ）；当他们凶暴地前来侵犯时，也不轻易发动远途征伐（周宣王征伐猃狁，打到太原就返回了，只是把他们当作蚊虫一样驱赶，这就是所说的不进行远途征伐 ），只希望境内能够安宁，边疆不被侵犯就可以了。

到了周王室失去统治地位，诸侯擅自进行征伐，疆界不再稳固，大家各怀心思，这时戎、狄就趁机进入中原，比如戎族攻打鲁国的济西，山戎侵扰燕国，狄族攻打卫国、邢国，长狄侵入鲁、齐、卫三国等等（“间”，音jiàn ）。有些诸侯还招抚他们为自己所用，像申国、缯国联合西戎攻打并杀死周幽王，晋国把陆浑之戎迁徙到伊川，与他们相互呼应，在崤山打败秦军，楚国用蛮军与晋国在鄢陵交战。从那以后，四方的少数民族不断侵扰，与中原人交错杂居。比如徐夷在齐、晋、鲁、宋之间，鲜虞处于燕、晋的边境，赤狄居住在上党地区，陆浑戎在伊水、洛水之间，义渠、大荔在秦、晋的区域，戎蛮子在梁、霍之地 。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军威远扬，赶走了匈奴和越人，在那个时候，中原地区不再有少数民族的威胁（相关事迹见《秦纪》 ）。

东汉建武年间，马援担任陇西太守，讨伐反叛的羌人，把羌人的残余部落迁徙到关中地区，让他们居住在冯翊（今陕西大荔一带 ）、河东（今山西夏县一带 ）的空地。几年之后（胡三省注：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马援讨伐羌人，到汉安帝永初元年羌人反叛，共七十三年，“数岁之后”，应当是“数十岁之后” ），这些羌人的部落人口繁衍增多，他们既仗着自己人多势强，又对汉人对他们的侵扰感到不满。永初元年，羌人发动叛乱，打败了汉朝的将领和郡守，攻破城池，屠杀百姓，邓骘（音zhì ）率军迎战却惨遭失败，羌人的势力甚至侵入到河内地区。在十年之内，中原和少数民族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后来任尚、马贤费了很大力气才平定叛乱（相关事迹都记载在《汉纪》中 。）。从那以后，羌人残余势力没有被彻底消灭，稍有机会，就会再次反叛（“复”，音fù ）。在东汉中期的外患中，以羌人的叛乱最为严重。曹魏建立初期，与蜀汉分隔，边疆的戎族，时而在这边，时而在那边。晋武帝把武都的氐族迁徙到秦川（相关事迹见《资治通鉴》第六十八卷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的记载 ），想要以此削弱敌人，增强自己的实力，抵御蜀汉的侵扰，这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策；如今我们正承受着这个决策带来的弊端。

关中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帝王建都的地方，周朝定都丰、镐（今陕西西安一带 ），秦朝定都咸阳（今陕西咸阳 ），汉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 ），这些地方都在关中。从来没听说过戎、狄适合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不是我们同族的人，他们的心思必然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趁着他们衰败的时候，把他们迁徙到京城附近（“畿服”，指京城周围千里以内的地区 ），普通百姓习惯了他们的存在，就会轻视、欺侮他们，这让他们心中的怨恨深入骨髓；等到他们繁衍壮大，就会产生叛逆之心。他们凭借着贪婪凶悍的本性，怀着愤怒的情绪，一旦有机会，就会发动叛乱。而且他们居住在我们的疆土之内，没有关塞的阻隔，能够突然袭击没有防备的百姓，抢夺野外散落的物资，所以他们造成的灾祸会不断蔓延，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已经被验证的事实。如今，应该趁着我们兵威正盛，各项事务还未繁忙的时候，把冯翊、北地（今陕西耀州一带 ）、新平（今陕西彬州一带 ）、安定（今甘肃镇原一带 ）境内的羌人，迁徙到先零、罕幵、析支等地；把扶风（今陕西兴平一带 ）、始平（今陕西咸阳一带 ）、京兆（今陕西西安一带 ）的氐人，迁回陇右（今甘肃陇山以西地区 ），安置在阴平（今甘肃文县一带 ）、武都（今甘肃成县西 ）的边界。（胡三省注：先零、罕幵、析支之地，从湟水以西到赐支河首。阴平、武都，原本是白马氐族居住的地方 。 ）给他们提供路上所需的粮食，让他们能够顺利到达，使他们各自归附自己的部落，回到原来的故土，再让属国都尉和抚夷护军去安抚他们。这样，戎族和晋人不再杂居，双方都能各得其所。即便他们有侵扰中原的想法，引发战乱，他们也远离中原，中间隔着山河，即便他们进行侵扰，造成的危害也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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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氐族贼寇刚刚在新平叛乱，关中地区又遭遇饥荒和瘟疫，百姓生活愁苦，都渴望安宁；在这个时候，却要让疲惫不堪的百姓去迁徙那些心怀猜忌的贼寇，恐怕会力量耗尽，事情也办不成，前面的灾祸还没消除，后面又会出现新的变故。对此我回答说：你觉得现在这些氐族人是还留有实力，后悔作恶，想要改过自新，感激我们的恩德才前来归附的呢？还是已经走投无路，智谋和力量都耗尽了，害怕我们出兵讨伐才这样的呢？答案是：他们已经没有余力，是走投无路才这样的。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能掌控他们的生死命运，让他们的行动都由我们决定。那些安居乐业的人不会轻易改变现状，安于居所的人也不会有迁徙的想法。当他们内心充满疑虑、恐惧，感到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武力来控制他们，让他们不敢违抗。等到他们有的死亡，有的流散，四处逃散还没有聚集起来的时候，他们和关中的百姓已经结下了深仇大恨（指氐族、羌族反叛时，对平民进行掠夺，关中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家家户户都视他们为仇敌 ），这时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迁徙到远方，让他们不再留恋故土。圣贤谋划事情，会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采取行动，在混乱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进行治理，让大道在不知不觉中得以施行，让德政在不显山露水中取得成效。其次，就是能够转祸为福，把失败转化为成功，遇到困境也能顺利度过。现在你只看到事情糟糕的结局，却不想在一开始就改变这种局面，舍不得改变路线的辛苦，却还要沿着翻车的轨迹前行，这是为什么呢！前面的车翻了，就不能再沿着它的车辙走，应该换条路走；如果还沿着翻车的轨迹走，后面的车也会翻的！况且关中地区有一百多万人，大致算来，戎、狄人口占了一半，无论是让他们留在这里还是迁徙他们，都需要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如果有人穷困潦倒，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就应该拿出关中的粮食来保障他们的生计，这样他们就不会饿死在沟壑中，也不会去侵扰掠夺百姓了。（胡三省注：氐族、羌族如果穷困，必然会聚集起来进行侵扰掠夺，晋朝想要消除这种危害，就应该拿出粮食来供给他们 。）现在我们把他们迁徙走，让他们沿途由郡县提供食物，让他们归附自己的种族，相互扶持，这样关中地区的百姓还能留下一半的粮食（胡三省注：意思是说关中居民中，戎、狄占了一半，现在把他们迁回故土，那么关中百姓就能食用原本储备的粮食，大致算来，正好是平时储备量的一半 。下文中“余种”的“种”读音相同 ）。这既为迁徙的人提供了粮食，又让留下来的人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缓解了关中地区的人口压力，消除了盗贼产生的根源，减少了眼前的损失，带来了长久的益处。如果害怕暂时的辛劳，而忘记了能带来长久安逸的大计，舍不得一时的辛苦，却给后世留下了敌寇，这可不是能够开创基业、为子孙后代考虑的做法。

并州的胡人，原本就是匈奴中凶悍的贼寇。建安年间，曹操派右贤王去卑诱使呼厨泉作为人质，允许他的部落分散居住在并州的六个郡（指并州所统辖的六个郡。《晋书·匈奴传》记载：匈奴人和晋人杂居，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这些地方，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呼厨泉作为人质的事情，见《资治通鉴》第六十七卷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的记载 。）。咸熙年间，因为其中一个部落过于强大，就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泰始初年，又增加到四个部分。后来刘猛在内部反叛，还勾结外部的敌人（相关事迹见《资治通鉴》第七十九卷武帝泰始七年、八年的记载 ）。最近郝散发动的叛乱，就发生在谷远（谷远县，汉朝时属上党郡，晋朝时被撤销，大概当地还保留着旧县名。刘昫说：谷远，就是现在的沁源县。宋白说：汉朝谷远县的旧城，在沁源县南一百五十步，孤远故城就是。《晋地记》说：谷远，现在叫孤远，是后来读音发生了讹变 。郝散叛乱的事情，见上一卷元康四年的记载 ）。如今匈奴五部的人口，已经多达几万，人数比西戎还要多；他们生性勇猛，骑马射箭技艺娴熟，比氐族、羌族还要厉害。如果有突发的战乱，那么并州地区就会让人担忧。（胡三省注：刘渊后来引发的灾祸，江统其实早就预见到了 ）

正始年间，毋丘俭讨伐高句丽（相关事迹见《资治通鉴》第七十五卷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的记载 。），把高句丽的残余部落迁徙到荥阳（今河南荥阳 ）。刚开始迁徙的时候，只有几百户人家；但他们的子孙不断繁衍，如今已经有上千户了；再过几代，肯定会更加兴旺。百姓失去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指百姓不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失职”，就是失去常业 ），甚至有人逃亡反叛，就连家里养的犬马，在养得肥壮之后都可能会咬人，更何况是夷、狄这些少数民族，他们怎么会不发动叛乱呢！只是现在他们势力还比较弱小，没有能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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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国家的人，担忧的不应该是人口少，而应该是国家不安定。（《论语》中孔子说：我听说，无论是诸侯还是大夫，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分配不均匀；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社会不安定 ）凭借着天下的广阔，士人民众的富足，难道非要让夷、狄这些外族居住在国内，国家才能富足吗！这些外族都可以通过明确的谕旨遣送回他们的本土，这样既能慰藉他们寄居他乡、思念故土的心情，也能消除我们华夏民族的微小忧患。“爱护中原百姓，安抚四方外族”（这是《诗经·大雅·民劳》中的句子 ），这样的德政可以世代施行，从长远来看是非常有利的！”但朝廷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3. 散骑常侍贾谧在东宫给太子讲课，对太子十分傲慢，成都王司马颖见状，当场呵斥了他；贾谧非常生气，向贾后告状，于是贾后将司马颖调出京城，任命他为平北将军，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邺城镇 ）。（《考异》说：《帝纪》记载：“任命司马颖为镇北大将军。”现在依据《本传》的记载 ）朝廷征召梁王司马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任命河间王司马颙为镇西将军，镇守关中。当初，晋武帝制定了石函之制，规定不是皇室至亲不能镇守关中，司马颙轻视钱财，爱惜人才，朝廷认为他很贤能，所以任用了他。司马颙是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孙子，太原烈王司马瓌的儿子，最初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咸宁三年，改封为河间王。（胡三省注：这为司马颖、司马颙各自占据一方重镇，拥兵自重埋下了伏笔 ）

4. 夏季，六月，高密文献王司马泰去世。（《考异》记载：《帝纪》中记载为“陇西王”，而《本传》中说：“司马泰担任尚书令，改封高密王。”所以《帝纪》有误 ）

5. 贾后愈发荒淫暴虐，她与太医令程据等人私通（《晋志》记载：太医令，隶属于宗正 ）。她还让人用竹箱装载着路上遇到的年轻男子进宫（《说文》解释为：竹编的高箱子 ），又怕事情泄露，常常将这些男子杀死。贾模担心灾祸殃及自己，对此十分忧虑。裴頠（音wěi ）与贾模以及张华商议废掉贾后，改立谢淑妃（谢淑妃是太子的母亲 ）。（《考异》记载：《贾后传》中说：“贾模与裴頠、王衍谋划废掉贾后，王衍后来反悔，此事便作罢。”现在依据《裴頠传》的记载 ）贾模、张华都说：“皇上自己并没有废掉贾后的意思，而我们擅自行动，如果皇上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况且现在各位王爷势力强大，各自结党，一旦引发祸端，我们不仅性命不保，国家也会陷入危险，这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裴頠说：“确实如你们所说。然而贾后在宫中肆意妄为，昏庸暴虐，国家很快就会陷入混乱。”张华说：“你们二人与贾后都是亲戚，说话或许能被她采信，应该经常向她陈述灾祸和福祉的道理，希望她不会做出太过分的事，这样天下还不至于大乱，我们也能平安地度过余生。”（胡三省注：张华身处昏乱的朝廷，地位在众多大臣之上，却抱着这样的想法，上天大概是要借助赵王司马伦的手来诛杀他 。）裴頠从早到晚劝说他的姨母广城君，让她告诫贾后要亲近厚待太子，贾模也多次向贾后讲述其中的利害关系；但贾后根本不听，反而认为贾模在诋毁自己，逐渐疏远了他；贾模因此郁郁不得志，最终忧愤而死。

秋季，八月，朝廷任命裴頠为尚书仆射。裴頠虽然是贾后的亲戚，但他向来德高望重，天下人都希望他能掌握权力。不久，朝廷下诏让裴頠专门负责门下事务（晋朝制度规定：侍中和给事黄门侍郎共同掌管门下事务。裴頠担任侍中，专门负责门下事务，这是贾后的意思 ）。裴頠上表坚决推辞，他说：“贾模刚刚去世，现在又让我接替他的职位，这会让外戚的势力更加显赫，彰显出朝廷的偏私，这会给圣朝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朝廷没有听从他的请求。有人对裴頠说：“您如果有话要说，就应该在贾后面前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如果说了她不听，那就应该远远地离开。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即便上十次表章，也难以避免灾祸。”裴頠感慨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没有听从这个建议。（胡三省注：史书这样记载，是说张华、裴頠贪恋禄位，最终丢了性命，还连累了家人 ）

晋惠帝为人愚蠢痴呆。他曾经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叫，就问身边的人：“这叫声，是为了公事，还是为了私事呢？”当时天下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晋惠帝听说后竟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因此，权力都掌握在大臣们手中，政令出自多个部门，有权有势的人家相互推荐请托，就像在市场上做交易一样。贾氏和郭氏家族肆意横行，公开收受贿赂。南阳人鲁褒写了一篇《钱神论》来讽刺这种现象，文中写道：“钱的形状，蕴含着《乾》《坤》的象征，人们像对待兄长一样亲近它，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孔方（钱圆形，中间有方孔，天圆地方，所以说它有《乾》《坤》的象征。孔方，也是从钱的形状来说的 ）。它没有品德却无比尊贵，没有权势却无比抢手，能够推开金马门，进入皇宫。它能让危险的处境变得安全，能让死人复活，能让高贵的人变得低贱，能让人从生到死。所以，争斗时没有钱就无法取胜，仕途不顺时没有钱就无法高升，怨恨仇隙没有钱就无法化解，美好的声誉没有钱就无法传扬。洛阳城中那些身着朱衣的官员、当权的人士（晋朝制度规定：诸侯王身着朱衣、绛纱襮。“当涂之士”，指掌握大权、身居要位的人 ），对这位‘家兄’的喜爱没有止境，他们拉着它的手，从始至终都抱着它。如今的人啊，心里只有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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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朝廷大臣们竞相以严苛的考察来显示自己的高明，每当有争议的事情，大臣们各执己见，导致刑法不统一，诉讼案件日益增多。裴頠上表说：“先王施行的刑罚和赏赐都很恰当，轻重一致，所以下面的人遵守法令有章可循，官员们也能安心履职。比如元康四年刮大风，太庙和宫殿的屋瓦有几枚被吹落，太常荀?就因此被免职；这件事处罚过重，不符合常理。五年二月又刮大风，兰台的主管官员因为害怕重蹈覆辙，就在宫殿的栋梁之间仔细查找，发现了十五处瓦片稍有倾斜的地方（兰台的主管官员，就是御史台的主管，大概是令史之类的官职。“阿”，指房屋的角落；“栋”，指房屋的正梁 ），于是就拘禁了太常，再次兴起刑狱。今年八月，陵墓上有一根直径七寸二分的荆条被砍断；司徒、太常为此四处奔走（《说文》解释：“荆”，就是楚木。司徒，是汉朝丞相的职责。汉朝制度规定：丞相和太常负责管理皇陵），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小事，但查办起来却难以预料，大家为了逃避罪责，四处奔走忙碌，到现在太常还被拘禁着没有释放。刑律条文有限，而违背法律的情况却多种多样，所以才有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商议处置的制度（意思是法律有明确的条文，但犯罪有故意和过失之分，情节也有轻重之别，所以制定法令时允许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商议判定罪行 。），确实不能都按照常规来处理。但像这些情况，都处罚得过于严厉了，恐怕会让奸吏趁机徇私舞弊，随意判定罪行的轻重。”然而，不合理的判罚依旧没有停止（“曲议”，指歪曲法律进行判罚，随意决定罪行的轻重 ），三公尚书刘颂又上疏说：（《晋志》记载：汉成帝设置三公尚书，负责断案；光武帝时，三公曹负责年终考核各州郡的事务 ）“近年来，法律的解释越来越多，政令也很不统一，官吏不知道该遵守什么，百姓也不知道该如何避免犯法，奸邪之人趁机为所欲为，上级也很难监督下级。同样的事情，却有不同的判罚，司法也不公平。君臣之间，各有职责。法律必须严格执行，所以让主管官员严格按照条文办事；但如果遇到法律无法涵盖的情况，就需要大臣来解决疑难问题；如果事情有特殊情况，就需要君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裁决。主管官员按照条文办事，就像张释之公正地处理犯跸的案件一样（相关事迹见《资治通鉴》第十四卷汉文帝三年的记载 ）；大臣解决疑难问题，就像公孙弘裁决郭解的案件一样（相关事迹见《资治通鉴》第十八卷汉武帝元朔二年的记载 ）；君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裁决，就像汉高祖刘邦处死丁公一样（相关事迹见《资治通鉴》第十一卷汉高祖五年的记载 ）。天下的事情，只要不是上述这些特殊情况，就不能随意议论，都应该按照法律和命令来处理。只有这样，法律才能在百姓中树立威信，人们才不会感到疑惑，官吏也无法徇私舞弊，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治理有方。”（《考异》记载：《刑法志》在裴頠的表章之后，接着叙述刘颂的奏章，并且说“侍中太宰汝南王司马亮”。按照裴頠的表章中引用了元康八年的事情，而那时司马亮已经去世很久了，所以《刑法志》的记载有误 ）于是朝廷下诏，“如果郎官、令史在法律之外提出反驳案件的意见，要随时上报”，然而这也没能改变当时的局面。（“郎、令史”，指尚书郎以及尚书、兰台令史。“出法驳案者”，指在法律规定之外提出反驳意见的人）

刘颂升任吏部尚书后，制定了九班之制，想要让百官安于本职，不轻易谋求升迁，通过考核来评定才能的高低，明确赏罚。但由于贾氏和郭氏掌权，想要当官的人都急于求成，这一制度最终未能施行。

裴頠向张华推荐平阳（今山西临汾 ）人韦忠，张华征召他，韦忠却称病没有应召。有人问他原因，韦忠说：“张华华而不实，裴頠贪得无厌（张华，字茂先；裴頠，字逸民），他们抛弃了典章礼仪，依附于贼后，这哪里是大丈夫的作为！裴逸民常常有心托付我做事，我却总是担心他会陷入深渊，连累到我，我怎么能主动靠近他呢！”

关内侯敦煌（今甘肃敦煌 ）人索靖，预感到天下即将大乱，他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驼叹息道：“总有一天会看到你被埋没在荆棘丛中！”（铜驼是魏明帝景初元年从长安迁徙到洛阳的 ）

6. 冬季，十一月甲子朔日，发生日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