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抬起头，眼里满是彷徨和无助，“晚书，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林晚书握住她冰凉的手：“苏大夫知道吗？”

“还没跟他说。”赵淑芬摇摇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明宇他……他那么看重工作，现在是科室骨干，又要准备去省里进修……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如果真有了，不光是他，连我在医院的工作可能都……”

她没有说下去，但林晚书完全明白。这不是简单的“多一双筷子”的问题。这关系到夫妻俩的前程，甚至这个家庭的稳定。

政策的风声越来越紧，单位里抓典型、做思想工作、甚至更严厉的措施，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苏明宇是知识分子，是医生，更是党员，他面临的舆论和职业压力可想而知。而赵淑芬自己，作为医护工作者，如果违反政策，后果同样严重。

“那……你自己怎么想？”林晚书轻声问，她知道这才是最折磨人的部分。抛开所有外在的压力，作为一个母亲，面对腹中悄然孕育的生命，那种天然的牵绊和难以割舍，才是最揪心的。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赵淑芬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声音哽咽，“我心里乱得很。有时候摸着肚子，觉得……觉得他也是条小生命啊，是我和明宇的骨肉。可一想到小兵和晓晓，想到明宇的前途，想到我们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日子……我又怕，怕得睡不着觉。”

她的矛盾与痛苦如此真切，让林晚书也感到一阵心酸。

这不是赵淑芬一个人的困境，是时代落在许许多多普通家庭身上，一道沉重而无奈的选择题。

“这事，终归得你和苏大夫商量着拿主意。”林晚书递给她一块手帕，语气尽可能平稳，希望能给她一点支撑，“苏大夫是明理的人，也是心疼你的人。不管最后怎么决定，两个人一起扛，总比你一个人憋在心里强。”

赵淑芬擦着眼泪，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我就是……就是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怕他失望，怕他为难，也怕他……怪我。”

“他不会怪你。”林晚书很肯定地说，“苏大夫不是那样的人。你们是夫妻，遇事一起商量，天经地义。你今晚，或者找个你们都心平气和的时候，好好跟他谈谈。别自己硬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