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北山观测站的海拔爬升比我预估的更艰难。最后三公里的盘山路确实被炸塌了，但不是一处塌方，是三处。第一处塌方是一整段路面从山体上剥落，露出了下面的基岩，我需要贴着山壁踩着一掌宽的边缘挪过去。第二处是隧道入口被炸塌，隧道口堆积着大量碎石和一根拦腰折断的钢筋混凝土梁，我从梁和碎石之间的缝隙里爬过去，背上的背包被钢筋刮出了一道口子。第三处最轻，只是路面断裂，跳过去就行。

但在第三处塌方点，我看到了一个不属于战争遗存的东西——一块被刻意放置的荧光棒，卡在裂缝边缘的两块石头中间，光还很亮，说明放置时间不超过六个小时。

老孙留的。他知道有人会来。

翻过最后一道坡，旧北山观测站的穹顶进入了视线。穹顶的白色涂装在战火中被熏得看不出原色，宛如一颗嵌在山脊线上的巨大灰色半球。穹顶下的附属建筑大部分已经坍塌，只有北翼的一排平房还勉强立着，窗户里透出微弱的光。

我压低身形摸到平房侧面，贴着墙走到最近的一扇窗前。窗户的玻璃早就没了，窗框上钉着一块军用防水布，边角没封严，留了一条缝。我从那条缝往里看。

老孙就在里面。

他坐在一张金属折叠椅上，双手放在桌面上，脸上有淤青，左边袖管被扯掉了一半，但没有被绑着。桌上摊着一台拆开的便携式神经信号发生器——我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那正是他笔记里描述过的神经锚点硬件原型机的设计样式。壳子已经打开了，内部的电路板被翻出来，像一条被开膛的鱼。老孙正在用一把小螺丝刀小心翼翼地往电路板上焊接什么东西，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坐在自己的工坊里修一台坏掉的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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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的另一侧坐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穿着重建委员会标准配发的深灰色文职制服，背对着窗户。她的坐姿非常端正，端正到不自然，像一把尺子量过。她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老孙工作，偶尔抬一下手指，老孙就调整一下焊接的位置，像被无形的手牵着的木偶。

我在窗缝里看了大约三分钟，然后理解了现场的关系。老孙确实被抓住了，也确实被脑扫过。但他没有死，没有被关起来，而是被带到了这个人迹罕至的观测站，在软禁状态下进行硬件的修复工作。他们需要这套硬件。不是用来摧毁它——是用来完成它。他同时是俘虏和不可或缺的专家。

那个女人缓缓转过头。

她转头的动作很慢，慢到我有充分的时间把身体从窗缝边移开。但当她完全转过来的时候，月光正好落在她的侧脸上，我从那条缝里看到了一张我见过一次的脸。在重建委员会发布的官方新闻影像里出现过，站在最高决策层核心成员的行列中，镜头只给了她零点几秒。战后人口资源调配总局的副局长，官方名字是林素问。一个在所有的公共场合都保持着温和微笑的中年女性，被媒体描述为“战后重建的理性良心”。

她开口说话了，声音穿过防水布的缝隙传进我的耳朵，很清楚，语气像是在和老朋友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