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堂里的檀香味道浓得让人反胃。

沈前锋站在吊唁队伍末尾，目光扫过整个厅堂。黑布白幡挂得规整，正中摆着松井的遗像——照片选得很好，是他去年在虹口公园参加庆典时拍的，表情严肃里带着一丝志得意满。照片前供着时令水果，香炉里插着三支粗香，青烟笔直向上。

一切都很符合标准丧礼的规格。

除了那口棺材。

队伍缓慢向前移动。来吊唁的人不多，大部分是日本商社的代表和领事馆的普通文员，几个穿西装的中国人看样子是维持会的。沈前锋今天扮成一家德资洋行的中级职员，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拿着黑色礼帽。他注意到黄英也混在人群里，穿着素色旗袍，胸前别着白花，正低头用手绢拭泪——演得倒挺像。

轮到沈前锋了。

他走到遗像前，按日本人的礼节微微鞠躬。起身时目光自然滑向旁边的棺椁。

松木。

即使刷了厚厚的黑漆，那种廉价木材特有的粗疏纹理还是透了出来。漆是新刷的，味道刺鼻，盖过了檀香。沈前锋以前在木器厂实习过，知道这种漆至少要三天才能干透，但刷完后两小时表面就会凝固。眼前这口棺材，漆面已经硬了，但用手指轻按应该还能留下印记——刷漆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

棺材的尺寸也有问题。

日本人用的棺椁规格比较统一，尤其是军官，更是有明确规定。眼前这口明显偏大，长度超过标准尺寸至少十厘米。如果是临时赶制，为什么会做错尺寸？

吊唁者开始向家属致哀。

松井的“遗孀”跪坐在棺椁右侧，穿着黑色和服，头上戴着白色头巾。她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看起来很悲伤。但沈前锋注意到她跪坐的姿势——双腿并拢，脚背贴地，双手交叠放在大腿上。这是非常标准的姿势，标准到像受过专门训练。

他随着队伍走向家属。

“请节哀。”沈前锋用日语说，声音低沉。

“感谢您前来。”女人抬起头，眼睛红肿，但瞳孔清澈。

沈前锋微微欠身，目光顺势落在棺椁侧面。

就是那一瞬间。

棺材左侧板靠近尾部的位置，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拼接缝。新旧木料的颜色差异被黑漆掩盖，但纹理走向是骗不了人的——原本的木板长度不够，有人截了一段别的木板接上去。接缝处理得很粗糙，用腻子填平后直接上漆，导致那里比其他部位略微凸起。

临时改的。

而且改得很仓促。

沈前锋直起身，准备离开。按照流程，他应该去旁边的签名簿上留下名字和所属单位。但他故意放慢脚步，让身后的人先过去。

灵堂里响起低低的诵经声。一个日本和尚敲着木鱼，开始念《般若心经》。趁所有人的注意力被吸引，沈前锋借着调整眼镜的动作，身体向棺椁方向倾斜了十五度。

他看到了更多细节。

棺材盖的边缘，靠近头部的位置，有两个不起眼的凹痕。不是磕碰造成的，而是某种工具的压痕——像是钳子或者扳手卡住边缘时留下的。有人用工具撬过棺材盖。

为什么要撬自己丈夫的棺材？

除非……

沈前锋收回目光，转身走向签名处。黄英已经签完名，正朝门口走去。两人眼神在空中交汇一瞬，沈前锋几不可察地摇了摇头——意思是先别动。

他在签名簿上写下假名和洋行名称，笔迹工整。负责接待的年轻日本人鞠躬感谢，递回钢笔时手指很稳，指甲修剪整齐。沈前锋接过笔，指尖无意间碰到对方的手。

冰凉。

不是那种悲伤过度的冰冷，而是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导致的血液循环不畅。这个接待员在这里站了很久，而且几乎没有移动过。

沈前锋走出灵堂。

外面下着小雨，法租界的街道湿漉漉的。几个记者模样的中国人撑着伞等在门口，看样子是想拍点新闻照片。沈前锋压低礼帽，快步走过。

在街角转弯处，黄英从一家咖啡馆的门廊下走出来，很自然地和他并肩。

“怎么样？”她声音很低。

“棺材是改的。”沈前锋说，“松木，新漆，接缝粗糙。盖子上有撬痕。”

“果然。”黄英从手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支点上，“我那边也有发现。”

“说。”

“那个‘遗孀’。”黄英吐出一口烟，烟雾在雨幕中迅速消散，“她今天早上七点二十出门，去了趟邮局。我的人跟了，她寄了三封信，一封上海本地，两封日本。但邮局的人说，她寄信时用的邮票——三张都是日本国内邮票，而且是一套里的三张不同面值。”

沈前锋脚步微顿。

“一套邮票拆开用？”

“对。”黄英弹了弹烟灰，“正常人寄信，会随手拿手边有的邮票贴够邮资。专门拆一套收藏邮票来用，除非她手边没有普通邮票，又急着寄——或者，她想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

邮票的排列顺序可以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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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前锋记得系统资料库里有关于邮票暗码的记录，二战时期不少情报组织用过。把不同面值的邮票按特定顺序贴在信封固定位置，就能传递简短信息。

“能查到收件地址吗？”

“本地那封是寄到虹口一家书店，日本人开的。日本的两封，一封东京，一封长崎。地址都很普通。”黄英把烟蒂扔进水沟，“我已经让人去查那家书店了。”

两人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雨下得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