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弄村原本热闹的村道上，青壮年的身影少了大半。合作社的大棚里，只剩下几个五六十岁的老把式，动作慢，但更仔细。互助组的工作间，编织的主力变成了五六十岁的妇女，她们手上忙着活计，嘴里念叨着在外的男人或儿子。

第一批出去的四十七人，去了省城的建筑工地。第二批三十人，跟劳务公司去了长三角的电子厂。第三批还在登记，准备去新疆摘棉花——波罕叔带队，他说自己年轻时去过，认得路。

村委会门口贴了张红纸，上面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着外出人员名单，后面跟着联系电话和务工地点。每天傍晚，都有老人或妇女站在红纸前，手指头颤巍巍地点着某个名字，嘴里念念有词。

余庆把这张红纸拍了照，发在工作群里，附了一句：“在外的人，别忘了家里有人惦记。”

最先回消息的是岩保，发来一张照片：灰蒙蒙的工棚，十几个汉子挤在通铺上，对着镜头咧嘴笑。文字是：“余书记，今天扛了一天水泥，挣了二百六。累，但踏实。”

接着是波岩温的表弟，在电子厂流水线上发来视频：整齐的流水线，统一的工装，年轻人眼睛里带着新奇和疲惫。“余书记，这里管吃住，就是站得腿疼。”

每一条消息，余庆都仔细看，然后回复：“注意安全，按时吃饭，有事打电话。”

他知道，这些离乡的人，把芒弄村的希望背在了肩上。

村里剩下的，是真走不动的人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八十三个，十二岁以下的孩子有四十七个，还有十几个因为身体原因没法外出的。合作社原本三十多个劳动力，现在只剩十一个，还大多是半劳力。

“余书记，这菜……还种吗？”老岩支书看着空了一半的大棚，愁得直叹气。

“种，但不能像以前那样种了。”余庆说。

他把陈明和刘雨叫来开会。两个农科院的研究生驻村一个月了，皮肤晒黑了不少，但眼睛亮晶晶的——他们是真的想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陈明，你上次说，咱们村的红米老品种，还记得吗？”

陈明推了推眼镜：“记得！我做了土壤检测，那片靠山脚的梯田，pH值、有机质含量，都特别适合种红米。而且红米抗逆性强，病虫害少，基本不用化肥农药。”

“产量呢？”

“比杂交稻低，但价格高。”刘雨接过话，“我查了资料，市场上有机红米能卖到十五到二十块一斤。而且咱们这个品种是祖传的，有故事，可以做特色品牌。”

余庆和老岩支书对视一眼：“就种红米。”

转型的决定做得很艰难。合作社开了三次会，留下的老人们意见不一。有人担心：“红米多少年没种过了，万一绝收了怎么办？”有人算账：“种菜一亩地能挣四五千，种红米能挣多少？”

余庆没急着说服。他请陈明和刘雨做了详细的种植方案，又联系了县农业局的老专家，拿到了技术支持承诺。最重要的是，他算了一笔明白账：

“种菜需要化肥、农药、大棚、人工，现在化肥进不来，人工不够用，种不了。红米只要种子、农家肥、除草，这些咱们都有。一亩红米，就算只收三百斤，按十五块一斤算，是四千五百块。扣除成本，净挣三千五。而且——”他顿了顿，“红米种下去，能管一年。咱们这些老人，慢慢干，能干下来。”

这笔账算清楚了，老人们点了头。

九月最后一周，芒弄村的梯田里，出现了一幅久违的画面：老人们弯着腰，在重新修整的田埂间插下一簇簇红米秧苗。秧苗是波罕叔从后山找回来的老种子育的，颜色比普通稻秧深，带着一抹暗红。

余庆也下了田。他脱了鞋袜，卷起裤腿，踩进还有些凉的泥水里。老把式们教他：“余书记，手要轻，根要深，间距要匀。”他学得很认真，但动作笨拙，惹得几个老人直笑。

“笑啥？”老岩支书瞪他们，“余书记拿枪的手，现在来拿秧苗，容易吗？”

“不容易，不容易。”老人们忙说，但笑容还在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