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姑娘，还记得我吗？咱在医院见过的。”她弯下腰，伸手去拨婴儿车上的遮阳帘，想看乐乐。那只枯瘦的手伸过来，指甲缝里的黑泥在阳光下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把将婴儿车拉到自己身后，车轮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声音在安静的花园里炸开，惊飞了树上的几只麻雀。乐乐被吓着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您别碰！您到底是谁？我怎么不认识您？”我的声音不自觉地尖了起来，嗓子眼里像卡了什么东西，又干又紧。

老太太的手停在半空中。她直起身，脸上的笑容没变，可那笑容底下的东西变了，变得硬了，冷了，像是面具底下的皮肤开始龟裂。她的眼睛眯了一下，又睁开了，那浑浊的黄光里忽然有了一点亮——不是善意，是别的什么，像火，又不像火。

“哟，我又没恶意。我就是喜欢这孩子，上回在医院不就说了吗？这小姑娘长大了肯定漂亮。”她的眼睛越过我的肩膀，盯着婴儿车里的乐乐，目光像两条蛇，绕过我的身体，缠在孩子身上，“我就是耐（爱）的，没别的意思。”

我推着乐乐绕开她，快步朝公园门口走。走出去十几步，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站在那棵梧桐树下，深色的衣裳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一群鸽子从她头顶飞过，翅膀扑棱棱地响，她一动不动，像一尊立在树下的蜡像。她的嘴角还挂着那种笑，不笑的笑。几只鸽子落在她脚边，啄着地上的面包屑，她的脚没有动，鸽子从她两脚之间穿过去，羽毛碰到了她的裤腿，她没有低头，鸽子也没有躲，好像那里根本没有人站着。

乐乐两岁、三岁、四岁、五岁，那老太太又出现过好几次。有时候是在乐乐上早教的楼下，她站在马路对面，隔着车流看着我们，像一根钉在路边的木桩。有时候是在小区门口的超市里，我正挑酸奶，一抬头，她就站在货架的另一端，手里什么都没拿，就那么站着。有时候是在幼儿园对面的公交站台，我接乐乐放学，远远就看见她站在站台边上，等车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她一直在那里，从黄昏站到天黑。她总是远远地站着，看着我，嘴角挂着那种不笑的笑。我试过绕路，试过换时间出门，可她总在那里，像一块膏药，甩不掉，撕不开。

我跟老公说过，跟公公婆婆说过，跟爸妈说过。老公正在看球赛，头都没回，说我想多了，哪有什么老太太，一定是我看花了眼。公公婆婆都是大学教授，戴着老花镜看报纸，婆婆说她一辈子没遇见过这种事，让我去看看心理医生，说我这是产后焦虑拖成了强迫症。我爸妈倒是信了我，可他们也帮不上忙，只是叹气，说让我小心点，出门别让孩子离开视线。

我辞了工作，寸步不离地守着乐乐。洗澡的时候让老公在门口守着，睡觉的时候把乐乐的小床放在我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我甚至在家里所有的门窗上都挂了桃枝，在乐乐的书包里塞了朱砂包。我怕极了那个老太太，怕她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把我的乐乐带走。可有时候夜里醒来，看着熟睡的乐乐，我忽然会想——也许那个老太太不是要害她，也许她只是喜欢她，也许她只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她一眼。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它像虫子一样钻进了我的脑子里，怎么都赶不走。

可有些东西，不是你能守住的。

乐乐六岁那年，八月底，小学开学前三天。我带她去超市买东西，她想要奇趣蛋，想要小熊饼干，想要粉色的橡皮擦。我一样一样拿给她，她抱在怀里，笑得眼睛弯弯的，在超市里跑来跑去，小辫子一甩一甩的。从超市出来，太阳很烈，水泥地晒得发烫，空气里有股沥青的味道，混着街边小吃店的油烟味。我手里提了两大袋东西，乐乐跟在我后面，小手拽着我的衣角，拽得紧紧的。

我们穿过停车场，往停车的方向走。停车场很空，稀稀拉拉停着几辆车，地面上的白色停车线被晒得发卷。乐乐蹦蹦跳跳的，嘴里哼着幼儿园学的歌，五音不全的调子在空旷的停车场里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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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看那边——”乐乐忽然说。她的小手指着停车场的出口方向，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看见了什么让她惊讶的东西。她的话没有说完。她的手指松开了我的衣角，从我身边跑了出去。跑得很快，快得不像是六岁的孩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拽着、拖着、拉着朝前冲，两条小辫子在身后飞起来，裙摆像一面小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