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说啊，平县是咱们晋豫纵队第一个建立根据地的县，是资历最老贡献最多的根据地，这次反围剿主要战场，也在平县打的，老乡们损失最为惨重，所以，我们至少需要30名干部。”

作为资历最老的根据地干部，平县县委书记李大光第一个开口。

但是，他虽然最早跟着王大志参加革命的一批学生，参与了晋豫根据地的开辟，但也并非独一份。

很快就有人反驳，阳春县县长刘大宝不屑地嗤了一声：

“你怎么那么大的脸？一开口就要30名？一共才170名抗大干部，有一部分还要进入部队，你一县就敢占30人，你咋不上天呢？”

刘大宝是地下党员出身，资历和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李大光还早，自然没有什么顾忌。

其他县长和县委书记纷纷开始反驳，很显然，平县靠着资历多吃一口，他们就会少分一些人，这显然是难以容忍的。

实际上，对于晋豫根据地和晋豫纵队而言，最缺乏的，始终是干部。

尤其是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且值得信任的党员干部，更是极度缺乏，为此，根据地不得不长期让大量干部身兼数职。

因为对干部极度渴求，根据地又发展极为迅速，很多时候，可能一个人参加革命才几个月，就已经被几级连跳，成为一个地区的负责人了。甚至连升几级之后，他可能还来不及加入组织。

所以，对于各地区的负责人而言，最难的其实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没有人手把政策和工作推行下去。

尤其是此时的农村地区，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没有足够多、足够优秀的干部，想要真正地“皇权下乡”、将根据地深入每一个村庄，其难度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这些已经当了几个月县长、县委书记的根据地干部，难得的没有了往日的战友情，甚至不惜“攻击”对方，以在分配中获得优势。

王大志当然也明白此时根据地和部队的“干部缺乏症”。

这也是他为何召开会议的原因——召集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如何分配，使这些上级支援的干部和进步学生能够发挥最大作用，也让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进步学生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王大志先定好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