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连到齐了。”一名满脸烟尘的连长跑来报告，“原有编制一百三十七人，现存活四十九人，其中轻伤十六人，重伤八人已送走。阵亡……六十三人。”

张振国记下数字，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九连。”另一名军官上前，“原有九十八人，现存三十一人，阵亡五十四人，失踪十三人。”

“八连呢？”

“副排长带十二人回来了，说连长、指导员都在冲锋时牺牲，重机枪组全灭。现存十七人。”

“六连？”张振国追问。

无人应答。

过了片刻，李二狗喘着气回来：“找到了……六连剩下九个人，藏在东侧塌陷的掩体里，被炸晕了两个，刚醒。连长……阵亡，通信员也死了。”

张振国点头，记下。

陈远山站在不远处，听着一个个数字报上来。他站着不动，手垂在身侧，指节微微发白。他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每一串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那些曾在操场上跑步的、在伙房抢饭的、在夜里站岗时低声哼小调的士兵，现在变成了纸上的“阵亡”二字。

“全师原有兵力一千八百六十二人。”张振国走到他面前，递上汇总表，“经初步清点，现存能作战人员共五百一十七人。其中轻伤可继续执行任务者二百三十四人，重伤需立即救治者一百八十九人，已确认阵亡者九百零三人，失踪四十二人。”

风忽然大了些，吹得纸页哗啦作响。陈远山接过纸，低头看。字迹潦草，墨水被汗水洇开几处，但数字清晰。

九百零三。

他盯着这三个数字，很久没动。

远处，一名年轻士兵坐在石头上，抱着步枪发呆。他脸上沾着血和泥，右手少了一根手指，绷带松了，血又渗出来。他没去管，只是盯着地面，嘴里喃喃念着什么。旁边老兵拍了他一下，他才回神，机械地重新包扎。

另一处，两个战士正在挖坑。他们用刺刀当铲子，一下一下刨着冻土。坑不大，只够放一具尸体。他们把一名阵亡战友平放在里面，盖上军毯，再轻轻填土。没有棺材，没有仪式，只在坟头插了一支步枪，枪托朝下，枪口对着天。

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喊口号。

悲痛不是嚎啕，而是沉默。是数着子弹时突然停住的手指，是点名时念到某个名字却无人应答的空白，是发现身边那个总爱讲荤段子的老兵再也不会挤眉弄眼时，胸口那一阵闷疼。

陈远山走过去，站在那座新坟前。他摘下帽子，低头。风吹乱了他的头发，露出额角一道旧伤疤——那是穿越之初，在整顿部队时被叛兵偷袭留下的。

张振国走来，站到他身边。

“要不要……给他们立个名册？”他低声问。

“要。”陈远山说，“每一个名字都记下来。阵亡的，失踪的，都要。”

“可很多人的身份牌都炸没了，证件也不全……”

“那就按口音、籍贯、特征记。谁记得谁就说。哪怕只知道个外号，也要写上。”

张振国点头，转身去安排。

陈远山继续站在坟前。他知道，这些人不会被载入史书。不会有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死，只会出现在一份份上报的伤亡报表里，最终淹没在档案堆中。但他必须记住。他必须让这支队伍记住。

他转身走向临时指挥所——一间用帆布和木架搭成的简易帐篷。进去后，他从背包里取出一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翻开。前面几页记录着部队整训计划、战术推演、装备清单。现在，他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拿起铅笔。

第一行，他写下：“第三十五团，六连，阵亡名单（暂录）”。

然后开始写：

“王大柱，河南信阳人，身高约一米七五，左耳缺一角，善使刺刀。”

“刘老幺，四川巴中人，入伍前为佃农，会唱川江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