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格物基础问答》的编撰，是苏云用来化解思想领域冲突的“太极推手”。

那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的新考成法，则像一柄锋利无比的“屠龙刀”，狠狠地砍向了大宋官僚体系中最顽固的肿瘤——因循守旧、尸位素餐的既得利益集团。

新考成法，简单来说，就是一套针对官员的KPI考核制度。

每年、每季度、甚至每个月，你做了什么，成效如何，都要有明确的数据记录在案。

做得好的，升官发财；做不好的，降职察看，甚至直接罢免。

这套制度在江南试点时，就已经引得无数官员叫苦不迭。

如今要在全国推行，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开泰六年夏，赵曦登基以来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风暴如期而至。

以几位年高德劭的宗室王爷和资深阁臣为首，联合了朝中近百名官员集体上了一道万言书，矛头直指主持新政的参知政事王安石。

奏疏中，他们罗列了王安石的“三大罪状”。

其一，新法“苛察”，不近人情。将官员视同工匠，日日考核，毫无人文关怀，逼得天下官吏终日惶惶、疲于奔命，有伤朝廷体面。

其二，新法“扰民”。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不顾客观实际、强行摊派任务、大搞形象工程，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其三，新法“与民争利”。青苗、募役等法，虽本意是好，但执行中却变成了官府强制放贷、强行收税的工具，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洋洋洒洒上万字、引经据典、声泪俱下，把王安石的新政批得一无是处，仿佛大宋的天下随时都要因为这个“拗相公”而分崩离析。

这还没完。

在文官集团发起总攻的同时，一些将门勋贵也开始在私底下暗流涌动。

京城的一处豪奢宅院里，几位身穿华服的将领正在借酒浇愁。

“他娘的，真是憋气！”

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将军，狠狠地将酒杯砸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