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登记一下。”

老刘走到收银台前，弯腰凑近柜面。

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支圆珠笔，笔帽咬得变了形。他拔了几下没拔开，用牙咬住，拽开。

钰姐把登记本推过来，手指在纸面上点了点：“品名，数量，日期，经手人。”

她的指甲修得圆润，涂着透明的油。

老刘低头写。他的手在抖，字歪歪扭扭的。写到“经手人”那栏，笔尖戳在纸面上，顿了几秒，写下“刘波”两个字。

他的笔尖在纸面上打摆子，字迹抖成心电图上最后一哆嗦——这辈子连个病危通知都没开过，先给自己签了个无期徒刑判决书：刘波，男，死刑，缓期执行，罪名是癞蛤蟆想天鹅肉。

杜森从后厨拎出一个白色塑料桶，桶里是暗棕色的卤料，盖子没盖严，酱香味从缝隙里渗出来。他把桶放在柜台上，桶底压住一张菜单。

“刘伯伯，装好了。”

老刘嗯了一声，伸手去拎桶。眼睛却往钰姐那边瞟。钰姐正低头按手机，拇指在按键上按了一下又一下。刘海垂下来遮住半边额头，她没抬头。

老刘拎起桶，转身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回头。钰姐还是没看他。睫毛都没动一下。

常莹靠在门口，嘴角咧着，目送老刘推门出去。心里那个声音又响了：人家压根没正眼瞧你。你搁这儿演什么深情男主呢？

常莹嘴角那抹笑，一半是看戏的幸灾乐祸，一半是同病相怜的苦涩。她笑老刘，何尝不是在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是一边被人无视，一边无视别人？命运的公平，就公平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被亏待的那个。

老刘骑着自行车，沿着舜耕小街往西。四月的下午，太阳已经开始毒了。他那件灰色汗衫，领口松垮垮的，风灌进去，把衣料往后吹，贴在身上，勒出瘦削的肩胛骨。

桶放在车筐里，随着路面颠簸，一下一下磕着铁筐底。他骑得不快，右腿每蹬一圈，膝盖骨就响一声。

经过的时候，他偏头看了一眼。那栋楼早拆了，原地立着一座新楼，玻璃幕墙干干净净。他以前也在这样一栋楼里上过班，技术员，画图纸的。厂里最受人敬重的那拨人。

下岗那天是个冬天。人事科的人说，老刘，你回去等通知吧。通知没来。后来张姐托常松给他找了个看仓库的活，干了几年。今年开了分店，张姐非让他把仓库的工辞了，来店里帮忙。他辞了。

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被拆了重新盖。楼可以再起，人却再也回不到图纸上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了。岁月这东西，拆你的速度，比拆迁队快多了。

现在想想，那个仓库至少清静。没人骂他，没人嫌他慢，没人说他擦桌子擦不出业绩。

他想起老赵。老赵是之前船厂仓库的工友，河南人，五十七岁那年查出来肺癌，半年就没了。老赵走之前跟他说，老刘，你这辈子就是太老实。

老赵说得对。

老实，是这世界上最不值钱的品质。它换不来尊重，换不来前程，甚至连一句真心的夸奖都换不来。它只换来一个共识——这个人，可以欺负。

风从前面吹过来，柳絮贴在他脸上，毛茸茸的。他眯了眯眼。

太阳晒在后脖颈上，汗从领口往下淌。他腾出一只手，用袖子抹了一把脸。袖子湿透了，贴在胳膊上，又闷又黏。

桶里的卤料随着车颠簸，晃荡着，发出沉闷的水声。

二十三岁大学毕业进厂，意气风发。张春兰没文化，但年轻时候好歹也是淮南市的铁姑娘，追了他整整两年才追到手。母亲劝他：你老实，就得找个泼辣的。

下岗之后，一腔抱负无处施展。事业上不行，床上也不行。张春兰说他软，说他硬不起来，说他不是个男人。

儿子找了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女儿。全家都在瞒着春兰，不敢说。女儿大学毕业了，在外面上班，没个头绪，也找不到个好婆家。

算了，管不了。就这么过吧。

就这么过吧”——这四个字，是中国男人最硬的春药。硬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