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人民医院的走廊又长又白。

白墙，白灯，飘忽的白大褂。

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凉飕飕的，和窗外的雪气混在一起。走廊尽头，‘产房’两个红字亮着，在漫无边际的白里，灼得人眼疼。

常松站得离门最近。

他后背靠在墙上，棉袄敞着怀，里面的毛衣领子汗湿了一圈。胡子一夜之间冒出来，青黑一片。眼睛盯着产房的门，眨都不眨。手揣在裤兜里，其实在抖。

大玲挨着英子站着。

她穿了件枣红色的棉袄，领子上的毛有些塌。头发用黑皮筋扎着，有几缕散下来，贴在脖子上。她看看产房，又看看英子，嘴唇抿得紧紧的。

英子没穿外套。

白毛衣，牛仔裤，脚上是那双在家穿的棉拖鞋，鞋面湿了，沾着化了的雪。她两只手绞在一起，肩膀缩着，在抖。

“英子，”大玲轻声说，“你冷不冷啊？姨把袄子脱给你穿。”

英子摇头，头发跟着晃：“不冷。”

声音是哑的。

大玲伸手摸摸她的胳膊，冰的。她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非要给英子披上。英子不肯，推。大玲硬给她裹上。

“你妈不会有事的。”大玲说，声音压得很低，“放心吧，不要担心。女人生孩子都要走这一关，没事的，英子。”

英子没说话。

她盯着产房的门。门是浅绿色的，漆有些剥落，下面有拖把拖过的水渍。门上面有个小玻璃窗，磨砂的，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里面传出声音。

是红梅的声音。闷闷的，隔着一层，听不清喊什么，但那调子是痛的，撕扯的。

英子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往前冲了一步，常松伸手拦她。

“妈——”英子喊。

产房的门开了。

出来的是个护士，三十多岁，戴着蓝色的手术帽，口罩拉到下巴。她手里拿着个夹板，扫了他们一眼。

“李红梅家属？”

常松往前一步：“我是她丈夫。”

“情况不太好。”护士言简意赅，语气里没有太多情绪，只是陈述，“胎儿胎心有点弱，产妇出血比较多，宫口开得慢。我们现在需要做决定，必要时可能要手术，但有风险。”她把硬板夹往前递了递，手指点在一处空白的地方，“这里，签字。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走廊里静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簌簌的，声音细细的，钻进耳朵里。

常松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他喉咙动了动，又动了动。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护士又问了一遍，语气里有点不耐烦。

保大保小？这问题就像问饿汉要左腿还是右腿——选哪条都是割自己的肉。区别只在于，割左腿当场疼死，割右腿后半辈子瘸着过。

常松看着护士，又看看那支递过来的笔，黑杆的，很普通的一支圆珠笔。保大人？保孩子？这几个字分开来他都认识，合在一起，变成一把生锈的钝刀，慢悠悠地割着他的五脏六腑。

血缘是未来的赌注，而日夜相伴的恩情，是此刻无法割断的肉身。常松在这一刻才惊觉，自己对那个未谋面孩子的爱，是抽象的、是悬在未来的期待；而对红梅的疼，是具体的、是渗进骨头缝里的怕。怕她疼，怕她走，怕这个家没了她，就散了架。

红梅……孩子……他的孩子，他盼了这么久的孩子，是个儿子吧？大伯临死前抓着他的手，眼巴巴的样子……可红梅，红梅是他的老婆，跟他过了这么多年日子的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