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胃口也差到了极点。面对那能砸死狗的窝头和寡淡的菜汤，他常常感到一阵阵反胃。但他强迫自己吞咽，像给炉灶添煤一样，机械地、麻木地，因为他需要力气，需要那每天一块五毛钱。他的体重在肉眼可见地下降，原本还算结实的臂膀变得松弛，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只有那双在黑暗中习惯了劳作的眼睛，还偶尔会闪过一丝为了家人而必须活下去的执拗光芒。

工棚里，气氛也同样压抑。矿工们很少交流，偶尔的谈话也围绕着工钱、家乡，或者某个认识的工友又得了什么病，咳血死了。死亡在这里不是一个遥远的词汇，而是像头顶的煤壁一样，随时可能压下来的现实。陈满仓睡在通铺上，听着身边此起彼伏的、带着痰音的沉重呼吸和咳嗽声，感觉自己像是躺在一群垂死挣扎的困兽中间。他常常在半夜惊醒，浑身冷汗，摸索着贴身口袋里那叠逐渐增厚的、沾满煤灰和汗渍的毛票，一遍遍默数，计算着距离目标还有多远。这成了他在这片黑暗地狱里，唯一的精神支柱。

桂香从镇上回来后，病了一场。是心病，也是身病。连续多日的焦虑、熬夜绣花的辛劳，加上希望的彻底破灭，像几根同时被抽掉的支柱，让她的精神瞬间垮塌。她发起了低烧，浑身无力，躺在炕上，眼神空洞地望着结满蛛网的房梁。

那幅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枕巾，只换来一块八毛钱。这个事实像一把冰冷的锉刀，反复挫磨着她的尊严和信念。她开始怀疑自己所有的努力是否还有意义。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熬夜劳作……在那一笔庞大的债务面前，都显得如此可笑和微不足道。

招娣默默地承担起了照顾母亲和弟弟的责任。这个九岁的女孩，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早熟。她学着母亲的样子，熬煮稀薄的米汤，一勺一勺地喂给昏沉的母亲。她抱着土生，哼着连她自己都不知从何学来的、破碎的摇篮曲。她依旧每天去挖野菜，只是范围更远，回来得更晚，带回来的野菜也更多，仿佛想用这绿色的微薄收获，填补家庭那巨大的、令人恐慌的亏空。

家里能变卖的东西，几乎已经被搜刮殆尽。桂香在高烧退去、稍微清醒一点后，挣扎着爬起身，目光如同最苛刻的审计官，再次扫过这个家徒四壁的屋子。土坯墙，破旧的桌椅板凳，打着补丁的被褥，几口粗糙的陶缸瓦罐……没有一样值钱。

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自己陪嫁过来的那个掉了漆的红木箱子上。那是她母亲当年的嫁妆，传到她手里，是这屋里唯一还算体面的物件。里面装着几件她舍不得穿的旧衣服，一些零零碎碎的布头，还有……她和满仓的结婚证，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

她颤抖着手打开箱子，一股樟木和旧衣服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她抚摸着箱盖内侧粗糙的木纹，仿佛能触摸到母亲当年殷切的期盼和自己出嫁时那份对未来的模糊憧憬。如今，这一切都要被现实碾碎了。她狠下心，将里面的东西清空，只留下那张用油纸包好的结婚证和照片。她试图搬动箱子，却发现虚弱的身子根本搬不动。

“招娣，”她声音沙哑地叫来女儿，“去……去请村西头的张木匠来看看，这个箱子……能值几个钱。”

招娣看着母亲惨白的脸和那个被清空的红色箱子，似乎明白了什么，眼圈一红，但没有哭，只是默默地跑了出去。

张木匠来了，围着箱子转了两圈，敲敲打打，最后摇摇头：“桂香，不是我不肯出价。这木头还行，但样式太老了，漆也掉光了。拆了当柴火可惜，当家具又没人要。最多……给你五毛钱。”

五毛钱。又一个冰冷的数字。桂香闭上了眼睛，无力地挥了挥手。张木匠叹了口气，留下五毛钱，费力地扛走了那个红木箱子。当那个象征着娘家牵挂和自身婚姻起始的红色从门口消失时，桂香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也跟着彻底碎裂了。“家”的感觉，正在被一点点拆解、变卖，只剩下一个遮风避雨的空壳，和壳里挣扎求生的人。

陈家变卖嫁妆箱子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陈家坢。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这个家庭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