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省长,各位领导,各位大风厂的同志,”丁义珍的声音很平稳,但仔细听能听出一丝紧张,“下面我代表光明峰项目指挥部,汇报一下大风厂的拆迁补偿方案。”
他打开文件夹,里面是厚厚的一摞材料。
“首先说明,这个方案是严格按照国家和省里的相关政策制定的。我们参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汉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也参照了京州市近年来类似项目的补偿标准。”
他说得很官方,每一句都在强调政策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这是他的习惯——先把政策依据说清楚,避免后续争议。
蔡成功的心提了起来。政策,法规,标准……这些词听起来很正确,但也很冰冷。他不知道,在这些冰冷的词汇背后,工人们的命运会被如何安排。
郑西坡紧紧握着拳头。这个老工人经历过太多事情,他知道,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但很多时候,执行政策的人,只看到了政策的刚性,忘记了人的温度!
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丁义珍清了清嗓子,声音稍微提高了一些:“根据政策规定,并结合大风厂的实际情况,我们拟定的职工安置补偿标准是——每位在职职工,补偿三到四万元。具体金额根据工龄长短区分,工龄越长,补偿越高。”
“三到四万”这个数字说出口的瞬间,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蔡成功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他放在桌子下的手开始发抖,他用力握住,指甲陷进了掌心的肉里,但他感觉不到疼。他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
三到四万?一千二百个工人,就算按最高标准四万算,也就四千八百万。就算加上土地、厂房、设备的补偿,总共能有多少?六七千万?可大风厂欠银行的贷款就有一千两百万,欠供应商的材料款三百多万,欠职工的各种费用……这些钱还完,还能剩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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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工人们拿了这三四万补偿,以后怎么办?他们大多四五十岁了,出去找工作谁要?这三四万能花几年?花完了怎么办?
这些问题像潮水一样涌进蔡成功的脑海,让他几乎窒息。
郑西坡的反应更直接。这个老工人猛地站起来,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他的嘴唇在颤抖,想说什么,但一时说不出来。他的眼睛红了,不是想哭,是愤怒,是绝望,是那种被逼到绝境的无助。
“丁……丁市长,”郑西坡的声音嘶哑,“您……您再说一遍?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