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愿接受自己是有限的、需要倚靠上帝的事 实，却竭力寻找能保证自己拥有能力掌管生命的办法；然而 这只是一个幻象而已。

尼布尔相信，这种普世性的不安全感 制造出一种“决心掌权的意志”，主导着我们社会和政治上的 各种关系。

他观察到这种“决心掌权的意志”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尼布尔说，以自己国家民族为傲是一件好事，但是当 国家的权力和繁荣变成不可妥协的绝对目标，因而否定所有 其他的考量时，就会发生不受约束的暴力和不公义。

当这样的罪恶发生时，就如荷兰的经济学家古兹瓦德（Bob Goudzwaard）所说的，是将武力和繁荣偶像化了：

这样的目标会把任何的手段都合理化……因此，当一个国家以物质上的繁荣为目标，.把破坏自然生态的事合理化，或是许可有虐待个人甚至整个阶层百姓的事发生，那么这个物质上的繁荣就变成了偶像。

当一个国家以军事上的保障为目标， 把取消言论自由和取消法案审理程序的事合理化，或是许可虐待某个少数民族，那么这个军事上的保障就变成了偶像。

尼布尔认为，整个国家会有集体性的“自我”，正如个人一般， 不同国家的文化也会有其优越感和自卑感。

前者的例子是美 国：美国人自诩为“自由国家”使得许多人看不到他们那种 假冒为善的种族主义--对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歧视。

一个社会也可能会发展出自卑感，因而变得具有侵略性并好战。

当 尼布尔在1941年写书时，他很自然地认为纳粹德国是这类崇拜权力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所受到的耻辱，让 整个社会积极地想要重新证明其力量与优越性。

我们很难画一条清楚的界线，说这样就是仅仅赋予某件事物一些价值，那样就是已赋予它绝对的价值；就好像我们没有精确的定义，来清楚地分辨爱国主义是否已超越范围，而变成了种族主义及压迫别人的帝国主义了，但是没有人会否认， 许多国家常在不经意中就越界下滑了。

然而嘲笑爱国主义的种种表现，或把它当作是邪恶的，并无济于事。

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被奉为偶像的东西原来都是美好和必需的事物，只是它们被当作了神明。

路易斯说得很有智慧：

我们若以为本性中的某些冲动--例如母爱或爱国主义--是好的，而另外某些冲动是不好的，例如性欲和战斗本能，就是有了错误的想法……在某些状况下，激起某些冲动是必要的， 例如已婚男子的性欲和战士的战斗本能；但在某些状况下，母亲对儿女的爱或人对其国家的爱则需要被抑制，否则就会 造成对别人的儿女或对别的国家有不平等的对待。

将哲学变成偶像

尼布尔还指出另一种形态的“决心掌权的意志”，那就是把政 治哲学--而非人民--变成能拯救人类的信仰。

当政治变成“意识形态”时，这情形就会发生。

“意识形态”通常是指针对某个主题的一组相关观念，但是 它也可能和其相似词“偶像崇拜”一样带有负面的含义。

意 识形态就如偶像一般，是实体的有限的部分，但却被提升到 总结事物的层次。

坚持某种意识形态的人，会认为他们的学 派对于社会的问题拥有真实而完整的答案，但他们最大的问 题是要其追随者远离对上帝的倚靠。

近一百年来，大量的西方思想家对所谓的“理想社会”有着 极高的期盼，但是从二次大战末期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个信念逐渐动摇。

乔德（c.E.M.joad）是英国重要的不可知论哲学家，他于二次大战结束后归回基督信仰。

他在《信 仰的恢复》一书中写道：

对于邪恶的看法如萧伯纳所表达的和现代心理治疗理论所支 持的，都认为邪恶是环境的副产品，因此也可以被环境加以 更改或除掉。

（但看到二次大战与纳粹等暴行后）这种观点现 在看来无比的浅薄……这是因为我们否认了原罪的教义，以 致我们这些左派的人总是失望又失望……因为真正的失败来 临，因为国家和政客的行为……在这一切之上，更是因为一 再发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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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所出版的最关键性的书之一，是几个觉醒的作家所 写的《失败了的神明》（ThegodthatFailed）,作者包括了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纪德（André Gidé等人。

这本书的书名表达得很清楚，它描述出政治的意识形态被当作“神明”，能给人绝对的承诺，而且要求人以生命全然委身于 它。

随后，钟摆就摇向另一端--拥抱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并将之视为解决贫穷与不公等问题再现的最佳方案，因此许多人会说这就是今日新兴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这份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料之一--似乎将自由市场神化了。

他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当它自由发挥时，不需要倚靠上帝或道德规范，就会自动使人的行为趋向社会的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