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方面：弗兰茨左臂受伤，需要缝合；埃里希在剧烈震动中撞到了头，有轻微脑震荡；我自己的右手手指冻伤加重，几乎无法弯曲。

而小镇，还在苏军手中。

下午四点，营部调来了突击工兵和更多的步兵。新的进攻在四点三十分开始，这次不是坦克冲锋，而是步兵在工兵和炮火支援下的逐屋清剿。

我们作为固定火力点，停在镇外一处高地上，用所剩不多的弹药提供远程支援。透过望远镜，我看着战斗在小镇中展开：工兵用炸药包炸开建筑墙壁，步兵冲进去短兵相接，手榴弹的爆炸声、冲锋枪的连发声、垂死者的惨叫，在寒冷的下午空气中异常清晰。

战斗持续到黄昏。当最后一处抵抗在教堂地下室被清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小镇被占领了，用十七名德军士兵的生命和三十四人的伤亡换来的。

晚上七点，我们进入小镇。主街上，工兵正在清理路障和尸体。雪地被踩踏得泥泞不堪，混合着鲜血、燃油和某种更黑暗的东西。破碎的窗户像空洞的眼眶，少数几栋还完好的建筑也被征用为指挥所和救护站。

卡尔被叫去参加占领后的简报会。我留在坦克旁，和埃里希、弗兰茨一起进行最基本的维护——检查损伤，清点剩余弹药，尝试启动引擎确保明天还能用。

“我们赢了，”埃里希突然说，声音里没有任何胜利的喜悦，“对吧？”

弗兰茨正在用绷带重新包扎手臂，头也不抬：“占领了一个名字都记不住的小镇，损失了哈塞尔和他的车组，还有那么多人。这算赢吗？”

没有人回答。因为答案太明显，也太痛苦。

晚上八点，卡尔回来了。他的脸色在煤油灯的光线下像死人一样苍白。

“统计出来了，”他平静地说，仿佛在报告天气，“我军阵亡二十一人，伤四十三人，其中重伤十四人。击毙苏军约六十人，俘虏十二人。摧毁反坦克炮三门，击伤KV-1一辆——它撤退了。”

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小镇原本有居民约三百人。现在……剩下不到五十，大多是老人和儿童。其他人要么逃走了，要么死了。”

我们沉默地听着。数字，总是数字。但它们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哈塞尔，那个昨晚还来借炮弹的人；他车组的年轻装填手，我记得他才十九岁，来自汉堡，总是吹嘘家乡的港口；还有那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步兵，工兵，医护兵。

“上级说这是重要的胜利，”卡尔继续，声音里有一丝讽刺，“打开了通往莫斯科的又一扇门。他们会发嘉奖令，也许还会给几个人铁十字勋章。”

小主，

铁十字勋章。我想起在波兰获得第一枚时的骄傲，在法国获得第二枚时的自信。现在，如果再给我一枚，我会把它扔进雪地里。

“我们今晚在这里过夜，”卡尔说，“明天可能继续推进，也可能转入防御。看命令。”

他爬进坦克，留下我们三人在寒风中。

我和埃里希、弗兰茨围着坦克引擎盖生起一小堆火——违反规定的，但没有人来制止。整个小镇都在违反规定：士兵们在废墟中寻找可用的东西，生火取暖，分享着缴获的食物和酒。

远处，教堂的方向传来手风琴的声音。有人在演奏一首俄国民歌，旋律哀伤而美丽，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他们在庆祝？”埃里希问。

“或者在哀悼，”弗兰茨说，“谁知道呢。”

我看着火光在我们脸上跳动。我们占领了一个小镇，但感觉更像失去了一些东西。不是领土，不是装备，而是某种更内在的、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对胜利的信念，对战争目的的信任，或者只是对人性最基本的信心。

“我想家了，”埃里希突然说，声音很轻，“不是慕尼黑的家，是……是战前的世界。那个我还相信某些事情的世界。”

我们都沉默了。因为我们都想家了，想那个已经不存在，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存在的世界。

那天深夜，我在几乎冻住的笔记本上，用僵硬的手指艰难地写下：

“1941年11月13日夜，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镇。今天我们‘赢’了。用二十一条生命和四十三具伤残的身体，换取了一个名字拗口的小镇，几栋空房子，和一段更接近莫斯科的距离。胜利的滋味像冻土：冰冷，坚硬，难以下咽。哈塞尔死了，他的车组死了，那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人也死了。而我们还活着，在占领的空房子里，听着俄国的民歌，想着再也回不去的家。铁十字勋章在火光照耀下闪烁，但它的光芒照不亮那些空洞的窗户，也温暖不了冻僵的手指。莫斯科又近了几公里，但每前进一公里，我们的灵魂就轻了一克。今夜，在这个我们‘赢’来的小镇里，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知道：有些胜利，比失败更加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