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国朝惯例，只有首相能奏请建储。

当年神宗病危，王珪奏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这是录入起居注、昭告天下的定策之功。

所以王珪死后哀荣备至，王家子孙无论长幼，包括尚在襁褓中的孙辈，全数得了荫封。

（《宋史全文》绍圣二年九月，监察御史常安民上奏“朝廷凡事不用元佑例，至王珪家荫孙五人，皆珪身后（死后）所生，乃引元佑例许奏荐。”意思说，宋哲宗亲政后，“凡事不用元佑例”，结果却“引元佑例许奏荐”，给王珪家五个孙子特恩荫封。此时，宋哲宗还是承认自己继位王珪是首功，所以非常优待。）

天子亲政后，还特地为王珪在京中赐了宅邸。

这是天大的荣耀，王珪虽然住不着了，可王家子孙住在御赐的宅子里，旁人见了，总还要高看三分。

但这份伪造的旧奏，就是要否定王珪的这份“定策”之功，而把定策之功转移到时任次相的蔡确，和时任门下侍郎的章惇头上。

奏疏里那句“珪语李清臣云，彼家事，外庭不当与知”，直接把王珪写成了在神宗病榻前首鼠两端、不肯力请立太子的逆臣。

更毒的是“阴交高遵裕，尝招其子士充传达语言”这一句，就差明晃晃地写王珪有废立之意。

当时先帝病危，延安郡王年幼，岐王嘉王年长，所谓“传达语言”，就是暗指王珪替高太后试探外臣的口风。

只有王珪“怀二心”，蔡确和章惇，才有理由走到前台“力挽狂澜”。

如今蔡确已入土七八年，这份定策之功若落到他头上，最多不过一个死后哀荣；

可对章惇来说，却是一笔可以吃一辈子的政治资本。

当年韩琦因拥立英宗、神宗两朝天子，被御赐“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碑额，整个韩家富贵至极，韩琦的幼子韩嘉彦，还成了宋神宗的驸马。

韩家从此不再是普通的文臣家族，而是跻身与国同戚的皇亲国戚之列。

以章惇这般看重权势的人，岂能不眼热？

章惇既然决定出手，肯定不止靠黄履这一封伪造的奏折，而是布下了天罗地网。

王家若是毫不知情，猝不及防，恐怕在劫难逃。

李格非心下骇然，面色已不自觉地沉了下来。

他定了定神，语气诚恳了几分：“多谢苏郎君告知此事。此事老夫会尽快知会王家，让他们早做防备。”

“怎么防备？”苏遁反问。

李格非一怔。

“据晚辈所知，岐国公五位公子，只有大公子中了同进士，如今外任不在京中。（宋朝普通人不会被称“公子”，因为王珪被封岐国公，所以王珪的儿子能够称为“公子”。苏东坡也在诗里称王诜诗“风流贵公子”，因为人家真的是国公之子。）

眼下在京里的三公子、四公子，都是恩荫出身，在清水衙门里挂个闲差，既无权势，也无实职。

小主，

他们连上书都未必能递到御前，更不要说与御史中丞黄履正面相抗。”

苏遁的语调不疾不徐，一句比一句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