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是踉跄着冲了过去，扑到那个干草铺前。

是二蛋！

他躺在那儿，身上盖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八路军军装，脸色依旧苍白得吓人，嘴唇干裂，但胸口微微的起伏告诉我，他还活着！他的额头和脖颈上敷着湿布，旁边放着一个瓦碗，里面是黑褐色的药汁。那个年轻的女卫生员——小何，正用一块干净的布，小心翼翼地蘸着温水，擦拭他干裂的嘴唇。

“二蛋……”我跪坐在干草上，声音颤抖得几乎不成调，伸出手，想去碰碰他，却又怕惊扰了他。

小何抬起头，露出一张清秀但带着浓浓倦意的脸，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平静，低声道：“他刚喝了药，睡过去了。你是他哥哥？”

我用力点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二蛋的脸，生怕一眨眼他就会消失。“他……他怎么样？”

“很不好。”小何的语气很直接，没有任何委婉，“肺部感染很严重，高烧反复，身体极度虚弱。我们现有的药很少，磺胺几乎没有，只能靠山里采的草药退烧消炎，效果很慢。能不能挺过来，要看他自己……和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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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话像冰锥一样刺进我的心里。虽然早有准备，但亲耳听到，还是让我一阵眩晕。

老马在一旁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路上还算平稳，小何同志尽力了。到了这里，总比在外面强。”

我看着二蛋昏迷中依旧紧蹙的眉头，感受着他微弱的呼吸，巨大的无力感再次席卷而来。找到了，救出来了，可希望依旧如同风中残烛，微弱得仿佛随时会熄灭。

这时，张铁锤和老耿他们也走了进来。张铁锤看着满屋的伤员，尤其是他手下那几个熟悉的面孔（第一梯队的重伤员都被安置在这里），脸色更加沉重。他默默地走到他的兵身边，蹲下身，低声询问着情况。

老耿则和闻讯赶来的一位戴着眼镜、穿着同样朴素灰色军装的中年人低声交谈起来。那人应该就是民兵口中的“魏书记”，是这里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他们的表情都很严肃，显然在讨论我们这些人的安置以及面临的形势。

祠堂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氛。虽然暂时安全了，但伤病的折磨、物资的匮乏、以及外部依然严峻的敌情，像无形的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小何给二蛋换了一块额头的湿布，然后站起身，对我和老马说道：“注意给他保暖，如果能醒来，尽量喂他喝点温水或者稀粥。药每隔四个时辰喂一次。我再去看看其他伤员。”

她说完，便端起药碗，走向另一个正在呻吟的伤员，动作麻利而专注。看着她年轻却沉稳的背影，在这简陋到极致的“医院”里忙碌，我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感激，也有更深沉的酸楚。

这就是我们拼死抵达的“安全区”。没有奇迹般的康复，没有充足的物资，有的只是同样在困境中挣扎求存的同志，和极其有限的条件。

我脱下自己那件还算完整、但也满是污渍的外衣，轻轻盖在二蛋身上的军装之上，试图给他多一点温暖。然后，我就这样坐在他身边的干草上，握着他冰凉的手，一动不动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