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迅速在泰和县传播开来，那些原本观望、甚至对清丈心存恐惧的小民和弱势宗族，看到知县老爷似乎真有魄力对抗刘家，并且能“主持公道”，心思便开始活络起来。

有人开始悄悄向县衙吏员打听清丈的具体章程，计算着自家若能按实有田亩纳税，负担是增是减。

刘文炳闻讯，又惊又怒。

他没想到吴永年如此强硬，更没想到族内竟然真有人敢“吃里扒外”。

他一方面动用家法严厉处置了那名旁支子弟，杀鸡儆猴；另一方面，加紧了与其他几家大户的串联。

这一日，以刘文炳为首，泰和县内张、王、李等数家颇有田产的士绅，联名向县衙呈递了一份“公禀”。

文中不再直言反对清丈，而是大谈“清丈扰民”、“胥吏借机勒索”、“恐伤农时”、“有碍地方和睦”，并暗示若强行推行，恐致“良民不安，刁民趁机作乱”，最后“恳请”县尊体恤下情，暂缓清丈，或另筹“万全之策”。

这份“公禀”，言辞看似恳切，实则暗藏机锋，将阻挠新政的责任推给“胥吏”和可能出现的“民变”，既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又隐含威胁。

吴永年看着这份散发着墨香的“公禀”，知道这是地方士绅联合施加的正式压力。

他若退缩，则前功尽弃；若强硬驳回，则等于公开与整个县的士绅阶层为敌。

他沉吟片刻，并未立刻批复，而是下令：“将这份‘公禀’，连同此前清丈受阻的详情，以及本官对此事的看法，一并再次急递府衙、藩臬二司！请上官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