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急于将贾玉振定性为一个“非理性的、危险的悲观主义者”。

紧接着，一些被拉拢或本就持保守立场的文人开始在报刊上助阵。

一个笔名叫“史坚”的文人（实为某大学被笼络的教授）发表文章，指责贾玉振“无视友邦（指日本）提携共荣之善意，一味渲染黑暗，亲者痛仇者快，实乃国家之蠢虫！”

更有甚者，日伪特务操纵的、在地下流传的汉奸小报《东亚和平之声》，也趁机兴风作浪，一边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一边嘲讽《血色百年》是“支那劣根性导致的失败主义臆想”，并抛出诱饵：“识时务者当知，归顺皇道，贤能之士可获重用，黎民百姓可享太平。”

一时间，贾玉振仿佛成了漩涡的中心，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明枪暗箭。监视者的数量增加了，目光也更加肆无忌惮。

然而，面对这汹涌的攻势，贾玉振站在阁楼的窗前，嘴角却泛起一丝冷峻的笑意。

他等待的，正是这个时机。

对手的牌已经打出，现在，轮到他来揭穿所有的谎言了。

“他们骂得越凶，越说明我们打到了他们的痛处。”他回头对忧心忡忡的苏婉清说道，眼中燃烧着一种近乎殉道者的光芒，“是时候，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共荣’，什么是永恒的‘奴役’了。”

他需要一个大一点的舞台，一场公开的、无法被掩盖的对质。他知道，那将是比国泰戏院更加凶险的战场，但他别无选择。

山雨欲来，风满楼。重庆的雾气，似乎也沾染上了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