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愣住了。他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建国还能如此冷静地想到技术手段。

“还有，”李建国继续，“您说胶卷拍摄于1956年夏季。请问具体时间能确定吗？拍摄用的相机型号能确定吗？胶卷的产地、批次能确定吗？如果这些都能查清，也许能找到真正的拍摄者。”

“这些技术细节……”

“我是工程师，我懂技术。”李建国打断，“王同志，如果您真想查清真相，而不是完成办案指标，就应该从技术角度入手。栽赃容易，但技术细节不会说谎。”

这话说得太直白，几乎是在指控调查组“为了办案而办案”。

王建国脸色变了：“李建国！注意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很明确。”李建国站起身，“我是清白的。如果有人要陷害我，请拿出确凿证据。一张不知从哪里来的胶卷，几本苏联技术书，几张和资本家的合影——这些构不成间谍罪。”

他盯着王建国：“王同志，1958年了，‘大跃进’开始了。国家需要技术人才。如果你们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能为国家创造实际价值的工程师打成间谍，这是对国家的犯罪。”

这话太重了。

王建国脸色铁青，却一时无言。

审讯暂时中断。李建国被带回羁押室。

门关上后，他坐在床上，开始冷静思考。

对方的栽赃手段并不高明，破绽很多。指纹鉴定、胶卷技术分析、购买记录核实——只要调查组真想查，很容易就能发现问题。

但问题在于，调查组想不想查？

从王建国的态度看，他可能只是奉命行事。真正的幕后黑手，在更高处。

李建国想起李怀德。这次连李怀德都被调查，说明对手的能量极大，目标也不只是他李建国一个人。

他需要外援。

但谁能帮他？林家？林振邦是军人，不便插手地方工业系统的事。栾老板？一个餐饮界人士，在这种政治斗争中使不上力。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杨厂长。

杨厂长虽然不喜他，但更不喜厂里出这种丑闻。一个部级标兵在厂里被打成间谍，杨厂长作为一把手，要负领导责任。

更重要的是，杨厂长和易忠海关系匪浅。如果这事是易忠海背后搞鬼，杨厂长也许能察觉。

怎么联系杨厂长？

李建国目光落在窗外。厂区里，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干活，“大跃进”的标语随处可见。

忽然，他有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