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进山”的成功，让李建国在轧钢厂的地位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之前，他是技术骨干，是革新能手，是大学生工程师——这些都让人尊敬，但总隔着一层。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那道无形的界限始终存在。

可现在不同了。

他能扛着枪进山打野猪，能浑身泥土拖着猎物走几十里山路回来，能和工人们一起蹲在车间外边啃窝头边聊怎么下套子逮兔子。这些，让工人们觉得他是“自己人”。

“李工，听说您爷爷真是老猎户？”午休时，几个年轻工人围上来，眼睛里闪着崇拜的光。

李建国坐在一堆钢材上，接过旁人递来的烟——他不会抽，但别在耳朵上，这是工人间的礼节。

“嗯，老家东北的，长白山脚下。”他半真半假地说，“小时候跟着爷爷进山，学了不少东西。可惜后来到城里读书，手艺都生疏了。”

“生疏还能打到野猪！”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小伙子竖起大拇指，“李工，您是这个！咱们车间刘师傅说了，那头野猪一看就是正当年的公猪，凶得很，一般人根本不敢碰。”

李建国笑笑：“运气好，设的陷阱巧，没正面碰上。”

他说的越是轻描淡写，工人们越是觉得他深藏不露。

而厂领导层的态度，变化得更直接。

第一次猎物“上交”后的第三天，分管后勤的副厂长把李建国叫到办公室，关上门，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

“建国，这是厂里的一点心意。”副厂长语气亲切，“你这次进山，不但改善了伙食，更重要的是稳定了职工情绪。这功劳，厂里记着。”

李建国打开信封，里面是五十块钱和二十斤全国粮票。在这个年月，这绝对是一笔重赏。

“厂长，这太多了。我就是做了该做的事……”

“该收就收。”副厂长按住他的手，“不光是这个。厂党委开了会，以后你进山打猎，算出差，工资照发，补助按最高标准。打回来的猎物，厂里按市价收购——当然，价格上不会亏待你。”

李建国心里明镜似的。这既是奖励，也是规矩——把私下行为变成公对公的交易，既肯定了他的贡献，也避免了后续可能的问题。

“另外，”副厂长压低声音，“下次如果打到好东西，比如……比如鹿啊、狍子啊这些，别全交食堂。留一些，处理好，厂里几位主要领导……也需要补补身子。”

话说得含蓄，但意思很明白：以后打到的精品，可以私下分一部分给领导层。

李建国点点头：“我明白。厂长放心，我心里有数。”

从办公室出来，他掂了掂手里的信封。

五十块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二十斤全国粮票，更是硬通货中的硬通货。但比起这些，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某种“特权”——可以定期离开工厂、以正当名义外出的特权。

这对他后续的很多计划，都大有裨益。

第二次“进山”，是在半个月后。

这次李建国准备得更充分。他特意弄了双高帮登山靴（说是托朋友从部队弄来的），背包里装满了盐、绳索、刀具。出发时，王主任亲自来送，还塞给他两包大前门香烟。

“山里湿气重，带着，驱驱寒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