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怎么说？”李怀德眉头微皱。

李建国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语气不急不缓：“第一，现在的形势，技术岗位，尤其是总工这样的关键位置，太显眼了。我资历浅，年轻，之前又主动下来，现在回去，难免引人注目，各种猜测和非议不会少。这对您，对厂里稳定，都不是好事。”

他顿了顿，看着李怀德：“第二，我这一年多在库房，在基层，听到的、看到的，和在总工程师办公室时不一样。哪个车间设备老化最严重却得不到更换，哪个工段因为分配不公影响士气，哪些老师傅有真本事却不敢说话……这些，坐在高楼里是感觉不到的。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觉得，在基层多待些时候，多体会工人的实际困难和想法，将来无论做什么，心里才更有底，出的主意才更实在。”

“第三，”李建国声音更沉稳了些，“我在库房，一样能为厂里、为您分忧。技术上的难题，您随时可以找我商量。管理上的思路，我也可以从基层的角度提些建议。这样，您进可攻，退可守。我这边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也不至于牵连太广。”

一番话，条理清晰，情理兼备，完全站在李怀德和轧钢厂大局的角度考虑。没有一丝一毫对个人得失的计较，全是冷静客观的分析。

李怀德靠在椅背上，半晌没说话。他重新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拒绝唾手可得的“官复原职”，而且拒绝得如此得体，如此……有远见。这份对形势的清醒认识，这份甘于潜伏、着眼长远的定力，这份时时刻刻为他这个领导“分忧”的立场，让李怀德心中涌起的不仅是感动，更是一种深深的、难以言喻的信赖，甚至是一丝依赖。

他忽然觉得自己之前的提议有些“浅”了。李建国看到的，比他更远。

“建国啊……”李怀德长叹一声，语气复杂，“你总是……想得比我周全。”

“李书记过奖了，我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李建国谦逊道。

李怀德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了两步，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他走回办公桌前，拉开一个带锁的抽屉，从里面取出几份文件，又拿出一串钥匙。

小主，

“既然你坚持在基层锻炼，也好。”李怀德将文件和钥匙推过来，“不过，有几件事，你得帮我担起来。”

李建国看向那些东西。

“这是一份特别授权书。”李怀德指着最上面一份盖着厂党委和革委会双重公章的文件，“授权你可以在必要时，调用厂内非核心库房的储备物资——比如一些紧急维修用的备件、劳保用品、甚至部分计划外的生活物资，用于‘保障关键生产环节和特殊人员的基本工作条件’。额度不大，但不需要经过后勤处层层审批，你签字，我事后补个手续就行。”

这是极大的信任和实权。在那个物资极度管控的年代，这相当于给了李建国一个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调配资源的“小口袋”。

“这串钥匙，”李怀德又指了指，“是厂部小会议室和旁边那间休息室的。那里安静，平时没人用。以后我们……‘聊天’，或者你需要安静地看些资料、写点东西，可以去那里。我会跟行政科打招呼，那里归你临时使用。”

这是一个隐秘的、安全的联络和办公点，比库房隔间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