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送到，不知道那个神秘的李医生能不能看到。

但他必须写。

1979年3月，平反文件正式下达。

顾平章离开农场那天，是个晴天。农场长带着一帮人来送行——态度恭敬，与当年判若两人。

他只带了一个小包袱：几件衣服，几本书，那个铁皮药盒，还有三年来写满思考的笔记本。

车子驶出农场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木棉花又开了，火红一片。

再见了，这个地方。九年光阴，九死一生。

但还好，他活下来了。而且，准备好了。

回到北京，一切都在快速变化。

顾平章被安排到新成立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担任特邀研究员。办公室不大，但有一整面墙的书架。窗外的长安街，车流已经开始增多。

他开始工作，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

上午参加研讨会，下午撰写报告，晚上阅读最新资料。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但丝毫不觉疲惫——身体底子打好了，李建国那三年的调理，让他有资本这样工作。

很快，他的价值显现出来。

在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中，他提出“双轨制”的过渡思路——计划内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逐步过渡。这个建议被采纳，成为八十年代初价格改革的重要策略。

在对外开放的研究中，他建议“先特区，后沿海，再内地”的梯度推进模式，也被写入政策文件。

每一次，他的建议都基于扎实的理论和国情分析，既有国际视野，又接地气。同事们惊讶于这个刚从农场回来的老人，思维竟然如此超前、如此敏锐。

只有顾平章自己知道，这三年，他并没有停止思考。在李建国的药物和营养支持下，他的大脑一直在运转，在准备。

1980年初春，顾平章被任命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任命下来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长安街的灯火。

九年沉沦，三年康复，一年复出。这条路，走得太难。

但总算走出来了。

而且，他有了一个目标：不只是做研究，还要做实事。要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真正推动这个国家的经济变革。

而要做事，就需要资源，需要支持，需要……盟友。

他想到了李建国。

三年了，他仍然不知道这位“李医生”的真实身份。赵参谋守口如瓶，只说是“一位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

但顾平章有自己的判断。能调动军队资源，能提供那些特殊药品和营养品，能在那种环境下持续支持一个人三年——这样的人，绝对不简单。

而且，从赵参谋偶尔透露的只言片语中，他能感觉到，这位李医生在做更大的事：不只救了他一个人，还在救很多人。

这是一个网络。一个隐秘的，强大的，由恩情和信念连接起来的网络。

而顾平章，现在是这个网络的一分子。

他欠李建国一条命，更欠他一个未来——如果没有那些药物和营养支持，他就算活下来，也是个废人，不可能重新工作，不可能为这个国家贡献力量。

这份恩情，他记在心里。

总有一天，要还。

机会来得比想象中快。

1980年夏天，在一次高层经济工作会议上，顾平章遇到了林卫东——作为军方代表参加会议。

会间休息时，林卫东主动走过来：“顾主任，久仰。”

顾平章看着他，突然明白了什么。这个人，他见过照片——在李建国送来的药品包装里，夹着一张极小的、几乎看不清的照片，是林卫东的军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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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参谋。”顾平章不动声色。

“老爷子让我代问好。”林卫东说，“他说，您提的价格改革方案，很有见地。”

老爷子？顾平章心里一震。他想起了赵参谋口中的“老爷子”，那位在军队系统德高望重的老首长。

原来，李建国的背后，是这位老爷子。不，也许李建国本身就是这个系统的重要一环。

“替我谢谢老爷子。”顾平章说，“也谢谢……李大夫。”

林卫东笑了：“李大夫让我转告您：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这四个字，意味深长。

顾平章点点头，没再多说。但他知道，联系建立了。

从那天起，顾平章和林卫东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联系。偶尔通个电话，偶尔在会议上见面点头。没有实质性的交往，但彼此心照不宣。

直到1981年秋天。

那天，林卫东突然来到顾平章的办公室，没有寒暄，直接说：“有件事，需要您帮忙。”

“请讲。”

“有个朋友，想做一些……经济方面的尝试。需要政策指导，也需要一些保护。”林卫东说得很含蓄，“这个人您可能听说过，叫李建国。”

顾平章手里的笔顿住了。

李建国。

这个名字，他等了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