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浙江的账，有两本。明账在布政使司，暗账藏在按察使司后堂地砖下。二十年来所有见不得光的往来，都在里头。鄢懋卿一来就想抢，他怕我捅出去。”

“其二，严世蕃要的是我在浙江的渠道！他派人强占我暗中控制的宁波三处码头、台州两处盐场！我岂能与豺狼为伍？这才是我与他势同水火的缘由！”

“其三，徐阁老手里，有严世蕃更大的把柄。关乎嘉靖三十三年，一笔本该运往宣大的五十万两军饷，最后却消失在山西的账……”

他死死盯着我：“我用这些，换我家人平安。至于我……听天由命罢。”

经我斡旋与嘉靖老板的“深思熟虑”，这场博弈终是落定：

周文兴贪墨证据确凿，但念其曾为朝廷效力（找玄铁、办丹料）且“悔罪态度良好”，从轻发落——革职抄家，流放三千里。性命与家小，总算保全。

（皇帝不想逼狗跳墙，清流也乐见他闭嘴流放，而非在京城公审牵出更多人。）

鄢懋卿虽被罚俸半年，遭旨申饬，却仍稳坐浙江巡抚之位。这位严党干将的“政绩”可谓“斐然”：

不仅将盐税每引加征至二两五钱，更增设“剿倭饷”“船料银”等名目，还在各州县广设税卡，连运粪船过闸都要交“净街税”。

（皇帝需要他继续搞钱，银子进的是内帑，骂名由严党背着，嘉靖老板何乐不为？）

清流内部一片静默。徐阶未出一言，默许“断尾求生”；昔日同僚则纷纷与周文兴划清界限，仿佛从不曾把酒言欢。

回到都察院，林润红着眼找来：“李佥宪！学生不明白！为何只办周文兴？那鄢懋卿在浙江横征暴敛，逼得百姓拆屋卖女！作恶更甚十倍，为何不动！”

我看着这年轻御史炽热的双眼，仿佛见五年前的自己。

“林润，”我推过一盏茶，“倒下一个周文兴，是给天下人一个交代。留着鄢懋卿，是陛下要给内帑一个交代。”

“你可知道，他这半年在浙江，往宫里解送了多少银子？”我比了个手势，“修殿建坛的款项，大半着落在他身上。”

林润怔在原地，眼中尽是迷茫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