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雅举手发言：“我同意需要投资，也同意分级定价的合理性。但问题是：谁来决定什么是‘基本’？谁来控制投资方向？在柬埔寨，我们通过社区信托让农民参与决策。但在许多国家，水务公司由股东控制，决策基于利润最大化而非社区需求。”

她调出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研究，私营水务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是22%，远高于其他基础设施行业。这么高的利润，真的是‘合理回报’吗？还是对基本生存资源的超额榨取？”

会场内，发展中国家代表纷纷点头。发达国家代表则表情复杂——他们的养老基金正是这些水务公司的主要投资者。

伯格曼冷笑：“公主，你们王室基金会持有新水务集团51%的股权，去年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

“18%。”林雅坦然回答，“但其中30%的利润强制注入社区发展基金，实际股东回报率是12.6%。而且我们公开所有财务数据，接受社会监督。WIP的成员公司，敢公开在每一个国家的真实利润率吗？”

辩论陷入僵局。最终，大会通过了一个折中决议：承认“水与卫生设施是基本人权”，但同时也承认“需要创新融资机制和私营部门参与”。具体细节留待工作组继续讨论。

对林雅而言，这不是胜利，但至少守住了底线——水的人权属性没有被否定。

会后，她在走廊被一群非洲代表围住。他们来自尼日尔、马里、乍得等萨赫勒地区国家，正经历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公主，您的人工降雨专利情报对我们至关重要。”尼日尔的水资源部长急切地说，“我们计划下个月启动紧急人工降雨作业，但现在卡特尔的法律信函已经寄到，声称我们使用的技术侵犯了他们的专利。”

“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想加入GWJA，共同应对专利挑战。但我们需要技术支持——如何设计不侵权的降雨方案？”

林雅立即联系了金边的技术团队。半小时后，艾莎通过视频会议向非洲代表们讲解：

“根据专利法，方法专利的保护范围比产品专利窄。卡特尔的大部分专利是‘使用特定催化剂实现人工降雨的方法’。如果我们改用不同的催化剂组合，或者改变播撒高度、温度条件，就有可能绕过专利保护。”

“但效果会打折扣吗？”

“可能会有20-30%的效率损失。但总比不能实施，或者支付天价专利费要好。”艾莎调出数据模型，“我已经模拟了三种替代方案，基于你们当地的气候数据……”

看着艾莎专注讲解的样子，林雅感到一丝欣慰。这个曾经因恐惧而颤抖的年轻女性，正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保护更多人。

但危机远未结束。

与此同时，柬埔寨国内。

新水务集团的“平台化转型”方案正式公布后，遭遇了预料之中的反弹。十五家本土水务企业联合成立“柬埔寨水业公平竞争联盟”，向经济部提交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申诉书，指控新水务集团“利用王室背景和政策倾斜，实施变相垄断”。

申诉书的核心论点是：虽然新水务集团开放了技术授权，但授权条件苛刻——要求被授权方接入新水务的数据平台、使用指定的设备供应商、接受定期审计。“这看似开放，实则控制。我们变成了他们的外包商，而不是真正的竞争对手。”

经济部为此召开了听证会。林雅亲自出席，面对十五位企业主的质询。

小主，

领头的是“湄公水务”创始人洪森（与某位政治家同名，但无亲属关系），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金边贫民窟长大，靠安装水管起家。

“公主，我尊重您为农民做的一切。”洪森说话直接，“但您不能要求我们所有人都按照您的方式做事。我的公司服务金边的低收入社区二十年，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不是复杂的智能水表，是稳定、便宜、不断水。”

他展示照片：老旧但维护良好的水管系统、24小时服务的维修队、社区供水点的价目表。“我的利润率只有8%，但我让二十万人喝上了干净水。现在新水务进入金边市场，宣传‘智慧水务’，我的客户开始流失——不是因为他们服务更好，是因为媒体都说‘王室认证’更可靠。”

林雅认真听完所有企业主的陈述。她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理想主义者的通病：认为最好的方案就应该被所有人接受，忽略了现实商业生态的复杂性。

“我承认，我们的推广方式可能过于强势。”她最终回应，“但我坚持一点：水资源服务不能只追求最低价格，还需要保证质量、可持续性和公平性。你们中有些公司，为了降低成本，使用劣质管材导致漏水率高达40%；有些公司，对不同社区实行歧视性定价。”

她调出监管报告：“这是水务局过去三年的检查记录。今天在座的十五家公司，有七家曾因水质不达标被处罚，三家因擅自提价被警告。”

会议室安静下来。

“所以我的提议是：”林雅继续说，“新水务集团愿意与所有合规经营的公司合作，不仅仅是技术授权，还包括联合投标、共享基础设施、共同制定行业标准。对于那些需要升级改造的公司，我们可以提供低息贷款和技术支持。”

她看向洪森：“洪先生，您的社区服务经验非常宝贵。我们不需要您变成另一个新水务，但我们可以帮您升级系统、降低漏损、提高效率，同时保持您的地方特色和客户关系。您愿意尝试吗？”

硬话之后的软台阶。洪森沉默良久，最终点头：“如果条件公平……我愿意谈谈。”